公元一七九四年四月五日，法兰西共和新历第二年的芽月十七日。

巴黎的夜晚，寒冷而凄清。

就在刚才，已由“巴黎圣母院”更名为“理性大教堂”的钟声敲完了九下，钟声断断续续，就像一只离开巢穴的孤鸟，啼声凄惨且单调。

塞纳河北岸的盲人收容区，在连接“巴士底广场”原巴士底狱遗址与“被推翻的御座广场”今民族广场的圣安托万市郊大道上，由于宵禁令的进一步强化，整个街面上冷冷清清，很难看到人影。

此时此刻，一个妇人正沿着市郊大道向东部广场的方向快步前行。从矫健的步伐上看，这位将自己包裹于丁香色花布镶着黑毛的大氅与紫色绸大软帽里面的妇人，年纪应该不算老。

每一次，在聆听到武装巡逻队即将临近的脚步声的时候，这位妇人总能行动敏捷的躲藏在附近门凹里或者某个墙角边，然后像一尊雕像那样屏住气息，一动不动的站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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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到巡逻队渐行渐远，杂乱的脚步声不在耳边响起，妇人确信眼前的危机已暂时解除。

途经“被推翻的御座广场”的时候，妇人借助广场空地上熊熊燃烧的篝火亮光，清晰看到了耸立着的一座血迹斑斑的断头台。

她站立原地，忍不住多看了两眼，接着用手在胸前画了一道道十字，心中默念起祷告词。

很快，那张雍容华贵的脸庞上的眼泪忍不住夺眶而出。

两月多前，她的丈夫，曾经的法国海军援美舰队司令埃尔隆伯爵因为一项莫须有的叛国罪名，惨死于这座广场的断头台上。

只是妇人并不知道数小时前还竖立于革命广场的这座断头台，刚刚吸食过宽容派领袖丹东、德穆兰等人的鲜血。

由于在鲁尔街的豪华伯爵官邸已被抄家充公，自己和几位同病相怜的朋友不得不隐居于城市东郊的一栋简陋小楼里。

雅各宾派执政时期，巴黎48区的市民能够享受平价面包的日常配给，然而小楼的隐居者们很多没能获取合法公民证，必须在去附近的黑市购买高价食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