伦敦大学对面的咖啡厅里，桌子上简单的摆着几碟小食，四个闲来无事的年轻人凑作一团进行着休息日的闲谈。

埃尔德大大咧咧的一只手搭在椅背上，冲着坐在对面的二人问道：“原来你们俩不是伦敦大学的学生吗？”

二人摇了摇头，密尔开口道：“我们是朋友，在伦敦辩论协会里认识的。”

“辩论协会？”

亚瑟往咖啡里加了些牛奶，一边搅拌一边问道：“辩论协会为什么要跑到伦敦大学的校园里辩论呢，我们学校平时就已经够吵的了。你们可能不知道，把新教徒、天主教徒、无神论者还有一大堆奇形怪状的玩意儿关在同一个校园里到底是个什么情况。”

罗巴克打趣道：“再差还能比牛津差吗？”

埃尔德一下就找到了共鸣，就连语气也变得亲热了不少：“您原来也看不惯牛津吗？”

密尔闻言不屑道：“功利主义者有多少对牛津抱有好感的？就连边沁先生这个牛津毕业生一提起牛津都直皱眉头，我们俩在《威斯敏斯特评论报》做事的时候听边沁先生提过。

他说当年他在牛津读书的时候，他导师最大的乐趣就是不让学生有任何乐趣，刚一入学，他就让边沁先生读西塞罗的《讲演集》，即便念到倒背如流了，每天还是得继续念。

而到了上课的时候，就是照本宣科，所谓的地理课，就是摆一张地图挂在黑板上，然后告诉你哪个地方在哪里，在那种课堂上想学东西完全得靠自己。

牛津的导师们对于学生从来都是漠不关心，学生们之间也很难培养什么感情。如果按照边沁先生的原话，那就是‘导师们上午做一些无聊的日常事务，到晚上就打牌。学长们有些放荡奢糜，有些抑郁乖僻，大多数人则是毫无生气的。’”

埃尔德听到这话，禁不住开口道：“怪不得我在学校里的时候，曾经听到边沁先生在报告会上痛骂牛津，他说‘我认为谎言和虚伪是英国大学教育的必然结果，而且也是唯一的必然结果。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必须要开办伦敦大学的原因，我们不能让不列颠的杰出青年都毁在牛津和剑桥的手里’。”

密尔听到这话，笑着问道：“所以您二位都在哪里工作呢？”

埃尔德听到这里，自豪道：“我供职于皇家海军，至于身边这位亚瑟·黑斯廷斯先生，他可是位了不起的人物，毕业才一年多的时间，现在就已经成为了苏格兰场的警司了。”

罗巴克闻言先是一愣，旋即讶异道：“刚毕业一年就做到了这么高的位置？”

罗巴克听到黑斯廷斯这个名字也好像想起了什么，他杵了杵密尔：“伱难道忘了吗？就是那位黑斯廷斯，边沁先生还特意在《威斯敏斯特评论报》上发了两篇文章谈他和那个小男孩盗窃案的。”

密尔被同伴一提醒，这才想起来，他笑道：“原来您就是那位黑斯廷斯警官吗？血腥法案的修订有一多半的功劳都得记在您的身上。”

面对对方如此恭维，亚瑟只是谦虚：“其实血腥法案的事情，皮尔爵士一早就想要推动了。我的那个案子，只能算是一个契机。”

但罗巴克却摇头道：“不能这么说，黑斯廷斯先生，您应该了解，不列颠的很多事情缺的就是一个契机。没有这个契机，准备工作做的再好也不行。

就比如议会改革这件事，虽然改革的议题已经提了几十年了，但是却没有任何一次像是今天这样如此接近于成功的。

而这一切竟然是由于威灵顿公爵赞成了进步性的天主教解放，从而导致了托利党的分裂。现如今，从前最反对改革的托利党死硬派也要求改革了，您说说这是不是很滑稽？”

密尔听到这话，也是羡慕的开口道：“说实话，黑斯廷斯先生，我有些羡慕您。您做的工作，要比我有意义，对于社会的帮助也大多了。您可能不知道，前两年我之所以停止在《威斯敏斯特评论报》撰稿，就是因为我陷入了迷茫之中。

我感觉似乎我做的那些工作毫无意义，我感觉我简直就是在虚度光阴、浪费生命。

就像是柯勒律治那首诗写的那样：没有希望地工作，如同把美酒装进筛子，没有目标的希望，无法存在。

我那时候感觉我好像已经无法存在了。”

亚瑟同情的望向这位19世纪人类早期抑郁症患者：“您这种症状和我另一位朋友还挺像的。”

“是吗？”密尔问道：“您那位朋友叫什么名字？说不定我还认识，我确实遇到过一些和我有同一症状的人。”

亚瑟倒也不隐瞒：“本杰明·迪斯雷利，威斯敏斯特选区第4号候选人。上帝保佑，他今年最好能选上议员，要不然我估计又得听他倒一下午苦水。”

埃尔德自来熟似的开口问道：“对了，约翰，您是做什么工作的？怎么会毫无意义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