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八三二年的春天，尽管三个月以来的霍乱已使人们精神活动停止，并在他们激动心情上蒙上层说不上是什么的阴沉的死气，但巴黎仍处于长期以来就有的那种触即发的情绪中。

这个大城市就像一尊大炮，火药已经装上，只待粒火星落下便会爆炸。在一八三二年六月，那粒火星，如期落下，拉马克将军死了。

拉马克将军是个有声望也有作为的人。他在帝国时期和王朝复辟时期先后表现了那两个时期所需要的勇敢：战场上的勇敢和讲坛上的勇敢。他那雄辩的口才不亚于当年的骁勇，们感到他的语言中有把利剑。正如他那老辈的富瓦样，他在高举令旗以后，又高举着自由的旗帜。

他的死，原是预料中的，人民把他的死当作种损失而怕他死，政府把他的死当作种危机而怕他死。这种死，是种哀伤。像任何苦痛样，哀伤可以转化为反抗。

六月五日是拉马克将军安葬的期，当清晨的第一缕阳光照亮塞纳河的波光，殡仪行列要路过的圣安东尼郊区便像是沸水一般翻腾了起来。

这個街道纵横交错的杂乱地区，处处人声鼎沸。们尽可能地把武装起来。有些木工带上他们作台上的铁夹去撬门。

其中一个人用把纳鞋底的铁钩去掉钩子，磨成一把匕首。

旁边的木工见了，便要起身离开，他的同伴问他：“你要去哪里？”

“我还没有武器。”

“你打算去哪里搞？”

“工地上，我得去把我的两脚规拿来。”

一个送货工买了十个苏的酒，看见任何工人都要攀谈两句：“你有家伙吗？”

“没有。”

“到费斯比埃家里去，他住在蒙特勒伊门和夏罗纳门之间，你们在那里能搞到家伙，那里有枪支和弹药。”

在宝座门附近的巴泰勒米的店里和卡佩尔的小帽酒馆里，到处都能看见一脸严肃喝着酒的人，他们聚成一团秘密的交谈。

“你带枪了吗？”

“在我的袖子里。你呢？”

“在我的衬衣内兜。”

喝完了酒，工人们便开始在贝尔西街的街角等待一个名叫勒马兰的人，他是共和派在圣马尔索郊区的联络员。所有的口令，都是公开传达，没有半点想要隐瞒的意思，所有人都知道，巴黎又要革命了。

这天的早晨，天空时而转晴，时而下雨，拉马克将军的灵柩在陆军仪仗队的簇拥下穿过巴黎。正如工人们一样，政府脑子里的弦也是一直紧绷着的。

护送灵柩的陆军仪仗队显然不是正常规模，两个营，行军鼓上蒙着黑纱，士兵们倒背着枪。紧随其后的是腰上挂着刀的万国民自卫军，他们的炮队伴随着棺材。柩车由队青年牵引着，巴黎伤残老军人院的军官们紧跟在柩车后面，手里握着象征和平与安宁的桂树枝。

而在沿途的道路上，车队的后面，是无穷无尽的人群，人头像是蚂蚁一样攒动。

人民之友社的成员，法学院、医学院、文学院的学生，各国的流亡者，正在罢工的木工、石匠、印刷工人。西班牙、意大利、德意志、波兰的旗帜，横条三色旗，各种各样的旗帜。

他们大声叫喊着，有的挥舞着棍棒，有的挥舞着指挥刀，还有的毫不掩饰的拍打着腰间的两把手枪，他们有时混乱，有时成行，没有秩序，但却万众一心。

临街的房屋阳台、窗口、屋顶，街道边，树枝上，男人、女人、小孩，眼里充满了不安的情绪惊慌的看着这一群带着武器的人走过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