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月四日早上，柏林修道院大街21号，温特太太一如往常早早起来，做了一顿热乎乎的早餐。

温特太太刚刚将早餐摆到桌上，温特先生洗漱完毕坐到餐桌旁。

温特先生问道：“你的毛衣织的怎么样了？”

“织完了，今天就给他们寄出去。”温特太太说道。

温特先生点点头，没有在说话，飞快地吃完早餐，戴上一顶鸭舌帽，出门上班去了。

温特太太吃完饭，清理完餐桌，又打扫了一遍房间，再看时间，已经是快到九点钟了。

温特太太走到衣柜旁，从衣柜里拿出两件黑色的毛衣。

号码大一些的毛衣衣领上，别针别着一张卡片，卡片上写着两行字。

给我亲爱的儿子，威廉·温特上尉先生。

号码小一些的毛衣上面，同样别着一张卡片，卡片上同样写着两行字。

给我可爱的儿子，弗里德里希·温特先生。

温特夫妇年过五十，只有两个儿子，同在第七装甲师侦察营服役。

看着天气转冷，温特太太想到两个在东线作战的儿子，又想起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丈夫不止一次说过，俄国的冬天比德国要冷得多，便早早动手，给两个儿子分别织了一件厚毛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