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谢迁知道后，对此却有不同看法：“……宾之如此，怕是才非所用，国无栋梁。”

都穆因为成为鬻题案的目击证人，就递补了唐寅和徐经的贡士位，为朝廷所用，而如今徐经、唐寅牵扯鬻题案尚且查无实证，就未审先判。本不合朝廷的法度。

不过刘健对于李东阳的决定却很支持。刘健比李东阳、谢迁年长十几岁，求的是一个政局平稳，既然李东阳的方法能很快平息舆论，刘健自然选择无条件支持。

至于实情如何，似乎已不太重要。

三月初二，礼部会试放榜，李东阳在开卷后又经过几天调查，准备于三月初七上奏弘治皇帝，将此案的调查处理意见上报，连奏折他都已经写好了：

“日前给事中华昹劾学士程敏政。私漏题目于徐经、唐寅，礼部移文，臣等重加翻阅去取，其时考校已定。按弥封号，籍二卷俱不在取中正榜之数，有同考官批语可验。臣复会同五经诸同考，连日再阅，定取正榜三百卷，会外帘比号拆名。今事已竣。谨具以闻。”

在李东阳看来，程敏政是否鬻题已不重要，重点是要向天下人表明，就算鬻题案真的生，也未影响到这次礼部会试的公正性，因为徐经和唐寅都没录取，既如此士子还闹个什么劲儿？

还是老老实实回乡备考，等三年以后再来吧！

可就在三月初二放榜结束后的这几天，舆论又开始把鬻题案往新科会元沈溪身上牵扯，认为鬻题案真正的获益者不是徐经和唐寅，而是沈溪。否则以那些饱学几十年的儒者都对“四子造诣”考题无法作答，他一个年轻后生如何能做的出来？

结果才几天，到两人三月初五，言官风闻言事的奏本已传到了内阁。

棘手，真的是很棘手。

李东阳把自己已经拟好的奏本拿出来，给刘健和谢迁二人看过，再将言官上呈的几份奏本依次排列开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