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祐八年，此春的东京，最引人注目的有三件事。一是上元节的全城欢庆，当夜的烟火表演至今犹为东京士民津津乐道；二便是淮东-东京贪腐大案，此乃朝野动荡的大事，庙堂、民间都议论纷纷。

其三，则是即将展开的又一年科考。经过数年的制度建设，大汉的贡举取士，已经重入正轨，从地方道州考试，到东京省部选拔，都已成体系。

在此事上，内外文臣，都很用心建设，少有拖沓耽搁的。毕竟武臣猖獗多年了，而提倡科考、兴教、文化，是制约武臣的一个有效手段，至少在朝堂上。

大汉的科举时间，并未固定，都是根据形势来的。乾祐五年征淮归来，即开制举。乾祐六年同兴秋举，七年罢，到如今的八年春，又开常举。

刘承祐的想法很简单，为朝廷储备人才，接下来朝廷战略所向，乃是削平南方诸国，一统天下。届时，即便留用一些各国官员，人才的缺口，是可想而知地扩大，尤其是治政人才，而人才的培养，是需要周期的。

是故，大汉取士选才的频率，才会这般高。当然，有得便有失，因为薅得太狠，实则这些年，取士的素质在下降。与开国前几年相比，差距则更加明显，像初年，就有王朴与王溥，后又有王著、李昉，如今都是国家大吏。

然而，即便如此，选士的力度，也没有放松。时值初汉年间，凡有一技之长者，都可培养、任用，容不得挑肥拣瘦。而对于那些才干、资质并不出众的人而言，也只有在国初这种天下未定的特殊时期，才有这种机会。

换到太平盛世，若没有惊世能力，拔萃才情，抑或深厚背景，想要出头，那可是千难万难。当然，就近年而言，国家所选士人，大多会作为中下层、僚属职吏来培养，起步不会高，至少比早年的那些人低很多，从刘承祐这儿，对他们的期望都不会太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