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北面事务，大汉也不是一概采取保守，军事攻势虽然停止，却大搞政治攻势与经济攻势，针对于诸多的少数民族，刘承祐特地成立了一个衙门，理藩院，由陈王赵匡赞负责诸族的延揽管理事务。

东北方向，由于道路阻隔，交通控制，再加辽国有所防备，虽然同室韦、女真、奚人、渤海等族有所联系，但规模终究不大。

而朝廷的重心，主要放在同高丽国的交往上，这三年间，双方往来密集，政治上的联系日趋紧密。高丽王王昭，对朝廷十分顺服，几番遣使入朝，进贡学习，并延请朝廷派人指导其制度建设。对此，刘承祐派了不少博士、僧侣、道士东渡，当然也有些官吏。

这几乎是一场政治扶贫，自从平定叛乱后，高丽王权威大涨，改革的阻力也迎刃而解，再加上，扯着大汉的虎旗，其改革已大见成效。等到乾祐十五年，高丽国已是内部矛盾得到控制，功臣、贵族的弊病得到改善，王权得到强化，国力也逐渐迈向开国以来的顶峰。

对于高丽国的情况，刘承祐也有所关注，就刘承祐本心而言，或许并不希望看到王昭改革成功。然而，个人情感终究不能影响到国家大略，针对辽国，高丽是刘承祐选择的一个得力盟友。再加上，此时的高丽国，对大汉也足够恭顺，并且在对辽之事上，早已取得共识。

另一方面，则在于经济利益，两国之间，每岁通航的海船达两百多艘，两国贸易开历年之最。从中，大汉获取了不少的收益，尤其是大量的铜料自高丽输入。

而在与高丽的交通之中，更东的日本也得到消息，开始组织使者，朝觐中原。

相较于东北方向的平静，西北的局势，则要更复杂一些。首先是定难军，自李彝殷被扣留在东京后，其内部果然产生了分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