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对任何外来者抑或行踪有异者，举报有奖，官府的差役更是时时巡逻检查，不合规矩者，即行批捕，若是被甄别判定有乱贼之嫌，那就只有吃牢饭，甚至于吃牢饭都是幸运，被投入刑徒营乃至被杀头，都一点不稀奇，乱世重典的情形，再度出现在西北。

效果自然是显著的，虽然避免不了无辜者被牵连，但若把官府的禁令当真，老老实实地待着，自然不会有事。同时，也着实让各地官府，查出了一些混迹民间的乱贼，抓起来向朝廷请功。

尤其是那些南逃的难民，鱼龙混杂，果然混入了不少叛贼，这些地方官僚的顾虑，并不是完全没有道理。在赵王乃至朝廷的强压下，他们不得不接过扶危济难的差事，一个冬季的时间，自环庆至金延，前前后后接收了四万多的难民，其中抓了上千人.

在开宝二十一年后半个冬季，整个关内呈现出一种肃静的状态，民间的流动与活动，大为减少，除了长安以及各州城，甚至不容许商贾轻易通行，即便能，也需要有官府开具的印有道司关防的通商凭证。

过去那种，商旅如织，人流如潮的情况，不复存在，通行于各官道上的商旅驼队，要么是军队运输的车队，就是有背景，有靠山的豪商大贾。

为了配合榆林剿贼的大局，西北各地官府不得不出台政策，限商限行，控制人员流动，以保证治安，维持稳定，一刀切的做法，也往往省事易做。

不过，这么多年了，大汉的体制早已完善，在城市的管理上，也日趋成熟，因此，倒也不是完全不知变通。

通商证，就是如此时局之下的一个变通手段。大汉的这些城市，毫无疑问，基本都属于消费型城市，都需要海量农村资源的供应，即便是处于市镇中的那些作坊、工场，其原材料供应，也需要从外部采购。而在其中起主要流通作用的，就是那些奔走于城市与乡村之间的大商小贩。

因此，从头至尾，官府出台政策，都只有限商，而非禁商。冬季，乃是各项民生资源消耗最严重的时节，这种情况下，如果不能保证市镇内正常的生产生活，那也是会出乱子的，倘是那样，反而本末倒置，与维稳的初衷相悖。

榆林的叛乱，显而易见，给关内乃至整个西北官民的生计造成了严重影响，时局如此，在官府的禁制下，更有不少商户破产，尤其是那些抗风险能力较差的小商小贩。

即便稳定性最强的农村，也受到波及，为了配合榆林的剿匪，官府的劳役、兵役征召令，是大把地撒向广大乡野。

同时，也促发了一股还乡潮，很多在城市镇甸中混不下去的人，找不到其他出路，基本都选择先回乡窝着，等待解禁的一日。

危险与机遇，从来是相伴的，此事亦然。在几乎遍及整个关内道的大管制之中，同时也避免不了权钱交易，也催生出了一场财富狂潮。

普通的商贾，看到的只是官府限制，生意没法做，日子没法过，但对于那些少数大商，却是难得的机遇。聪明的有实力的人，在面临规则乃至禁令之时，想的却是如何借着这个机会牟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