诸如举秀才，不知书，举孝廉，父别居，别管察举选拔的人才质量高低，起码制度在执行。

北朝的国子、太学，只要入选为学生，便拥有了品阶在身，可以直接转任别的官职。南朝则就加了「明经」这样一个名目，凡诸官学学子，必须要通过明经考试，才可以获授官职，明经就等于是完成学业的毕业考试。

这样一看，无疑是南朝的教育和选官制度要更加的合理与科学，如果不加考核，谁知道你究竟学成什么样了？但从实际执行所取得的效果来说，那也只能是嘿嘿嘿。

虽然南朝的明经取士形同虚设、效用不大，但只要有，对于后来者而言就是一个可作借鉴的规令内容。李泰在选人院制定的铨选考试，就是类似于南朝国学明经考试，同时也就被李泰命名为「进士」，取义考得过便可进仕。

当然实际上的科举进士科跟这个还是不同的，李泰也只是为了灌输这样一个概念，为后来的制度推行而作铺垫。

科举的产生是一个制度完善的过程，而并非有着明确时间和标志的概念，很多人讲起隋炀帝开创科举打破门阀垄断就满怀激动，但是隋炀帝开创的科举是什么形式、又如何打破垄断，却也未必说的清。

北周到隋朝，吸收了南朝的明经名目，开始有了「举明经而进仕」的记录，同时秀才科也频有应举，只是考取的规模非常严格。但这一时期还是属于察举制的范畴，因为这一时期考生的范畴还只在于官学、郡学与州郡贡士，与前代没有显着的区别。

隋炀帝年间下诏「十科举人」，着令五品以上官员按照十科标准举荐人才，所谓的十科便是「孝悌有闻、德行敦厚、节义可称、操履清洁、强毅正直、执宪不挠、学业优敏、文才美秀、才堪将略、臂力骁壮」，有一于此，不必求备，待以不次，随才擢升。

这样一来，无论是乡贡贡士的范围，还是选授的标准都大大放宽。与此同时，在明经、秀才等察举常科之外，进士科也正式出现，选才的途径进一步增加。进士科需策时务，时务就是当下发生的事情要务，如此一来选士的标准也变得更加灵活且务实。

有了这些选士之法的开拓和创新，到了唐高祖武德年间，进一步又扩大了参加考选的范围，不再只局限于官学乡贡等选士，凡诸才士亦可自举。由此科举作为一种选才制度，才算是初步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