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历四十八年七月，京杭大运河的最北端，通州。

离帝国的都城最近的码头，主要给南方过来的漕运粮船、运兵船停泊。

普通的客船与商船，都须在几十里外的张家湾码头下客下货，人与货再通过车马拉进北京城。

董其昌与郑海珠所雇的船，因为有朝廷的勘合，来头大，便享有了漕船的特权，直接驶到通州燃灯塔附近停靠，令众人可以少受五十里的尘土与颠簸。

下船时正值晌午，大家安眠一夜，精神不错。

董其昌主动问道：“郑姑娘，这通州的燃灯塔，与杭州六和塔、扬州文峰塔、临清舍利塔，合称运河四塔，郑姑娘要不要去看看？”

郑海珠知道董其昌笃信佛教，去了必要捐不老少钱，买个风铃挂在塔上。

她若同去，作为晚辈，不助兴凑捐，不大礼貌。但以她这样哪家神仙都不拜、要爱只爱凡间英贤与苍生的性子，可舍不得把养兵养农的白花花银子，换个破铜铃，吊在塔尖上听个响儿。

更舍不得浪费时辰在看庙上，此地离后世的天安门一带起码五十里，进城后再出来，麻烦死了。不如趁这个机会，了解一下京城外围的民情气象。

郑海珠遂推辞道：“董公与庭少爷去礼佛吧，我往周遭瞧瞧，那田间的水车，瞅着劲大，咱去学学。”

董其昌的孙子董庭心细，早打听过北方闹流民厉害，他又对当年青皮流氓围困董宅记忆犹新，忙道：“我分个家丁出来，护着郑夫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