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由校盯着问：“郑师傅，漕船不是给京师太仓运粮食和布匹的吗？为何这个时节，漕船数量如此多，而且你瞧，船上堆的不是果子肉干，就是竹木家具，岂非与寻常商船无异？”

青年储君的问题，问到了郑海珠的心坎上。

这孩子果然具有工科天才的敏锐观察力，正好引导他在兴趣的基础上，理解国事国情。

“皇长子，南方各府向朝廷缴纳田赋，有些是折成银两的，便于运输，所以并非只有田亩出产粮食的季节，漕运才会繁忙。此际行过的那些漕船，大多是各州补了去岁没交齐的田赋折银，往京师运。至于漕船上堆得像我们民间开的货栈一样，因为这本就是户部允准的，漕丁们可以沿着水路做自家买卖。”

朱由校闻言，两个眼睛瞪大了一圈儿，露出“这也可以”的表情。

郑海珠无奈地笑笑，直言道：“因为朝廷出不起钱养那么多漕丁了，他们只能靠水路的便利，自己给自己发饷。”

“郑师傅，我大明养漕丁，得多少钱？”

“皇长子这个问题，不妨换成，我大明维系漕运，得花多少银子。曹公公，劳你给我纸笔。”

曹化淳将笔墨铺展在朱由校面前的檀木桌上。

郑海珠提笔，一边写，一边算给朱由校看：“户部规定，山东、安徽、南直隶、浙江、江西等南方八省，每年给京师解运的漕粮，是四百万石，不论本色粮米布帛，还是折银，摊到每条漕船，大约每船装两三百石，仅此一项，每年就要放船万余次。每船漕丁超过十人，沿途还有许多河段要雇纤夫。况且，漕运不仅仅是往户部运田赋军饷，还要承担各省往京师运输的上贡物产、织造丝缎等，以及调剂给京师这么多官吏的折色俸禄，凡此种种，蔚为大观，航次与花销甚至超过运粮船。故而，漕运的军卒有十二万员额，加上民夫力工，每年须银百来万。漕船万余条，而每条漕船造价，不会低于一百两银子，两年大修，五年报废换新，每年新投入的漕船花费约三十万……”

朱由校咋舌道：“那朝廷每年投在这条河上的银子，得两百万？”

郑海珠放下笔，很干脆地道：“那还是往少了算。”

朱由校皱眉：“前几天卢师傅说，海船又快、装的东西又多，元朝的时候，南方的粮食就是用海船运到大都的，那咱大明，为啥不用海船运？”

“殿下，国朝推行运河漕运，已三百年，沿路多少商贾与百姓，指着它吃饭，还有那么多漕丁，也是有家有口的。若一夜之间改为海运，他们怎么办？”

朱由校一愣，喃喃道：“哦，我还以为，郑师傅一心要多开几处海关，又熟悉海路，会推崇海运。”

“事关国计民生，怎可因我自家的屁股摆在哪里，就不管三七二十一地毁了一整个行当，人臣不该如此，人君更不可如此。”

朱由校的目光温润起来，继而又自我宽慰道：“所幸，我大明疆土辽阔，又有江南大片膏腴之地，户部和各州县若多一些能吏，多收田赋，应能对付过去吧？”

郑海珠叹口气：“殿下，我大明，确实有许多好田，大明百姓也确实很会种田，但田里的出产，纺机上的丝布，可未必能进到国库里，此一回到了兖州，殿下便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