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件事比较搞笑的地方在于，从后世的资料看，英格兰人当时很可能是认真的。

一方面，当时“中吹”横行，学者们纷纷谴责教会束缚科技进步，亚里士多德祸害欧洲上千年，认为必须学习东方先进文明才行。

那会儿的欧洲先贤们，发表的吹捧东方的话，郭康前世的人估计都受不住。哪怕放到现在，塞里斯依然处于世界巅峰、人们也确实看不起蛮夷的时刻，都会让人觉得尴尬。

到过中国的传教士，经常发表非常直白的称赞。意大利传教士马菲就称赞科举制，说那里没有世袭贵族，让每个人都成了自己命运的“奠基者”。

法国传教士李明说的更直接，认为中国的年轻人因为要参加考试，而勤奋学习、增长智慧，杜绝了欧洲人那种无知和懒散的状况。没有了世袭制，还能让皇帝得以撤换不胜任的官员——这正是欧洲国家一直追求，却没能完全实现的。

另一方面，葡萄牙传教士曾德昭则认为，有功名的士大夫和尚未取得学位的学子，其实都属于贵族。不过这种贵族依靠学问而非世系，所以明显更先进。

欧洲本地的学者们得到了传教士带来的信息，也纷纷投入研究，一时蔚然成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