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少听众都对这个理论很感兴趣，还有人问他这是哪个典籍里的记录，自己也想看看。

郭康对此也很支持。

“这是一套系统的理论，对我们来说有很大的参考意义。”他告诉众人：“诸位要是有兴趣，我可以找一些送给大家。”

“不过，这些书籍，原本都是汉语文言写成的。”他想了想，又补充道：“虽然之前有人做了希腊语的翻译，但翻译的过程中，不可避免会出现含义的损失和变化。真要看原义的话，最好还是请懂得汉语的兄弟帮忙，大家直接去学习和思考，这样既有助于体会意思，也能顺带学习下这门语言。”

“在古典时代的东方经书里，《春秋》一系算是最好懂的了。从这里入手，应该也会方便很多。我当年跟着外公学经的时候，就是这种感觉。”

众人纷纷表示明白了。

和其他教会不同，紫帐汗国不限制经书的翻译和语言的使用，甚至鼓励大家多翻译多传播。这和宗教观念没什么关系——或者说，是因为汗廷就没什么宗教观念，一直也不太在乎教义方面的问题。

他们关心的重点，主要是文化上的影响，以及如何处理这地方一团糟的语言。而且，因为罗马教会的三本经书，最早是汉语写的，不翻译也不行。所以为了进行推广，几乎在推出的同时，就有了希腊语译本。

至于更多的人，他们的语言和文字更加杂乱。按希腊人的归类，他们说的都属于斯拉夫语方言。但这个地方，和中原不同，语言和文字是紧密挂钩的，两种不同的方言就有不同的写法，细分起来，随便两个村子都能算作不同的文字，这样肯定是不行的。

汗廷当时的对策，是招募一批教士进行培训，然后让他们去培训其他人。

早在几百年前，希腊教士西里尔就基于希腊字母，发明了一套注音符号，用来对斯拉夫人的语言进行记录。不过罗马教会认为，只是注音而已，没必要搞这么多系统出来，否则大家学完这个又要学那个，岂不是白白多费工夫？

所以，这其实又是那个关于语言的老问题了。

在一些高级教士看来，希腊人也好，斯拉夫人也好，其实都是没有文字的。《说文解字》说，“仓颉之初作书，盖依类象形，故谓之文”；而文这个字，“错画也，象交文”。意思是说，仓颉造字的时候，用的是象形手法，采用交错的笔画来进行记录，这就叫做文字。后续的众多类型，都是在这个基础上衍生出来的。

数千年来，汉字已经发生了很多变化，但语言的变化和文字的变化，是相互独立的。

这个时代的学者们已经知道，不同时代的文字和口音都有可能不同，但文字的变化趋势十分明显，就是随着书写材料的变化，向着更方便书写的方向发展。这种变化，和口语发音的变化，相互之间却没什么关联。

而这边的所谓文字，就正好反过来——这东西是跟着口语走的，所以也会随之发生变化了。

在汉语中，方言的出现和语言本身的变化，都不影响字形，不会改变书写方式。但在地中海世界各个语言里，就无法做到。正是这种现象的发现，让教士们产生了这类的理论。

一些教士研究古代典籍，发现一些古老的故事中，就有相关记录。比如，在巴别塔的故事里，天父就改变了所有凡人的语言，使得他们互相听不懂，从而使得巴别塔的建设最终失败——“巴别”这个词，就是变乱的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