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武帝的裁决，给后世官府留下了参考，但并没有给争论画上句号。因为这已经不是一个司法问题，而是牵扯到了更深的层次。

在东汉时，梁国又发生了一起类似的案件，同样是杀继母为父复仇。实际管理封国政事的国相审查案件，认为触犯了杀母的罪行，属于“大逆”的范畴。正好，大儒孔季彦路过梁国，就告诉他这样不对，还顺便给他讲解了其中的道理。

《春秋》记载说，鲁桓公的夫人文姜，与她的哥哥齐襄公通奸。鲁桓公访问齐国，文姜趁机对齐襄公说：“鲁侯已经发现不对了，还给别人说‘公子同不是我的儿子，是齐侯的儿子。’”但鲁桓公并没有说过这话，是因为文姜急于借刀杀人，所以故意编造的。

齐襄公听说之后，很愤怒，于是找机会灌醉鲁桓公，又派人在车上折断他的肋骨，把他杀死。

事后，文姜一行带着鲁桓公的尸体回国，立其子公子同，是为鲁庄公。然而齐襄公管理不善，导致事情泄露了出去。鲁国人很愤怒，文姜连忙出奔，导致后续一系列的仪式都没人主持。

《公羊传》、《左传》认为，作为儿子的鲁庄公应该“为父绝母”，按照周礼，断绝与文姜的关系。

因此，孔季彦认为，哪怕是亲母，在父仇面前，也应该断绝关系，继母当然更应该如此。所以犯人不是杀母，而只是杀路人，应该按照“不告官，擅自诛杀”的罪名，不应该算大逆不道。梁相认为这样就说得通了，于是采纳了他的建议。

两汉时，人们推崇复仇，主动复仇的人往往能得到同情，可以获得官府的轻判乃至赦免。有时，为了反对处罚复仇者，官吏甚至会主动辞职表示抗议。

在梁人案中，孔季彦算是在汉武帝判例的基础上，给出了经学的解释。但就是这个解释，解释出问题了。

文姜是不是有罪，是毋庸置疑的。实际上，哪怕在礼崩乐坏的春秋时期，她都是比较出名的人物。在嫁给鲁桓公之前，本来是要去和郑国的太子联姻的。结果郑国太子宁可放弃齐国这样一个大国的外援，也不愿意接受她，给了个“齐大非偶”的理由，把她打发走了。可见，此人“出名”到了什么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