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便是辽、金、元、清等少数民族政权，在入主中原之后，也会在儒家的引导下，不由自主的“通三统”，以此延续中华文明的古老传承。只在实际过程中，有深有浅而已，比如元代就浅得很。

中华文明对于外来势力的超强同化力，其实就是儒家的“通三统”在刻意引导。

胡安国说：“唐的租庸调已不堪用，因此宋继承了两税法，新朝若采用两税法，就可视为通三统之体现。这只是其一，若高屋建瓴，便是那三统五时。”

朱铭对《春秋》理解不深，对春秋公羊派理解更少，因此非常罕见的没有再说话。

朱国祥问：“何谓三统五时？”

胡安国详细解释道：“三统五端，化四方之本也。五端便是五时，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是也。元，气之始；春，四时之始；王，受命之始；正月，政教之始；公即位，一国之始。始正则本正，本正则无不正，于是可以君天下、临四海，统四方之政。”

“即位之年，必称元年，此明人君之用也。大哉乾元，万物资始，天之用也。至哉坤元，万物资始，地之用也。人君成位乎其中，则参天地之用，天地人合一是也。体元者，人主之事；调元者，宰相之职……”

“停！”

朱铭张口打断：“说些有用的，别扯这些虚头巴脑的。”

胡安国很不喜欢朱铭的交流方式，但也只能老老实实整理措辞：“元之体为仁，体元乃人主之事。仁即心，人心惟微，道心惟微。建立万法、酬酢万事、师驭万夫、统理万国，皆此心之用也……”

朱铭撇撇嘴，搞半天就说这个？

简单归纳就几句话：元乃五时之首，新君上位，第一要务是体元，而元的精神是仁心。因此，新君首先要立仁心，将那人心合于道心，定下一个以仁治国的基调。

而且胡安国说来说去，不断强调“心”的作用。

一边讲良知，一边谈心性，而且主张穷万物之理，还要搞经世致用，就差没有讲出“致良知”和“知行合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