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松江府折腾水翼帆船的时候，大明的三桅夹板巨舰开始下水，这种来自于泰西的战船，在下水的时候，让大明的将帅们是有些失望的。

它的战斗力并没有描述中的那么强悍，六艘攻破两百艘船大概是一种夸张的描述手法，战争的胜利不应该仅仅归功于军备。

在俞大猷看来，海战不过是以大船胜小船，以大铳胜小铳；以多船胜寡船，以多铳胜寡铳。

这艘船足够的大，火炮也足够的多，但是他有个致命的问题，那就是只能部署在港口附近，不能远航。

而且火炮在海面波浪的翻涌中，命中率也是个问题，在红毛番的文牍中描述，其实更多是依靠箭矢、接舷作战等方式获得胜利，火炮更像是一种威慑作用。

这艘三桅夹板巨舰的动力有问题，这种船，是一种以划桨为基本推进手段的船型，即船身上装配一定数量的船桨，并配备一定数量的桨手，它并不适用于大型远洋航行，甚至连前往吕宋都很难做到。

这条在松江造船厂的三桅夹板巨舰，有24对（48个）船桨，桨手有144名，一艘巨舰在海上依靠船员划桨的驱动方式，在近海可能还可以保证良好的的运作，但是要是在远洋航行靠这种方式驱动，多少有些不切实际。

但它并不是完全没有意义，更不是一文不值的，它打破了大明固有的造船设计，成为了大明第一艘装备了火炮的船只，大明的战舰，即将走上了一个新的设计思路，自此以后，大明的战舰，都会拥有毁伤敌舰重炮、消灭敌军有生力量的火炮、船舱拥有储藏火药、弹药设计，而船上也会有一种名叫舰炮手的军兵。

一个新的作战体系正在形成，这是水师向海军的蜕变。

虽然这种海战火炮的思路，看起来比较简陋，因为射程和精度问题，装有火炮的船只，只能接近敌人再开火，所以基本上只有“开一炮”的机会，而后就是接舷战，跳上敌舰占领敌舰。

可是，火炮、船只的发展，必然会开启一个新的时代，一个拥有全新的海洋作战体系的时代，即将且必然来临。

俞大猷非常确信。

骆秉良最近很忙，忙着查账、稽税。

在稽税的过程中，骆秉良发现了一个很有趣的事儿，那就是稽税是一个成本和收获的问题，这是稽税的基本原则，很多时候，伱得奔着大户去，这就决定了，稽税不会问小民稽税。

以南衙的早食店为例，一年卖不到二十两银子的店面，按照坐商百值抽六的税法，只有一两银子的税，而且这些店面通常没有账目，需要耗费大量的人力物力去核算，最后发现，收上来的税还没有投入的多，这不是瞎胡闹吗？

稽税也是需要成本的，而且成本极为高昂。

查账需要大量精通算学的账房、盯梢、催缴、走访、厘清田亩等等都需要大量的人手，问小民稽税，这稽税房衙门，刚开门就得关门，所以稽税，就要奔着大户人家去收。

谁有钱就收谁的。

在发下去税票的一个月的时间内，并没有人到南京户部衙门纳税，大明皇帝也是想当然，你就拿着一张税票，就想玩侵占玩了两百年的权豪们，老老实实的把白花花的银子交给朝廷，白日做梦！

根据宋阳山清丈厘清的田亩数量，在明媚的五月，骆秉良发出去了共计一百三十五张催缴票，责令在五月月底之前，将自万历三年正月起的欠税补交。

这是第一次警告，如果逾期，将会收到第二次警告的催缴票，如果不交就没有第三次了。

这一百三十五张催缴票，共计一百四十多万两白银，大明稽税房并不打算追欠，过去的就过去了，那会儿稽税房没成立，稽税房只收自稽税房成立以后所有欠缴的税赋。

而这种催缴票，在南衙有一个更加恐怖的名字，催命符。

昆山顾氏被缇骑骆秉良直接抄家，导致南衙缙绅权豪们时隔一百五十四年，再次想起了被缇骑支配的恐惧。

洪武二十六年，明太祖高皇帝察觉到了锦衣卫有滥用职权，依势作宠之态，将镇抚司的侦缉事权移除，重新移交给了三法司审理，到了明成祖文皇帝时候，镇抚司恢复了侦缉事权，噩梦来临，为了限制锦衣卫的依势作宠，明成祖又建立了东厂。

至此，权豪噩梦，厂卫就此成行，横行无忌，厂卫专门针对权豪官吏。

永乐十九年，明成祖迁都北衙，至此之后，南镇抚司衙门，就日益恬静，因为离皇帝太远，几近于闲置，而骆秉良抄家顾氏，唤醒了势要豪右们的痛苦记忆。

催命符发到了各家，立刻引起了广泛的议论，而每一张税票，都有具体催缴的数额。

骆秉良收到了消息，这帮缙绅权豪又又又风闻聚集商量对策，这次集会的地方，是崇正书院。

这崇正书院的山长，是嘉靖年间的督学御史耿定向。

嘉靖四十一年，耿定向调至南京督学后，见清凉山环境清幽，遂选址于东麓，依山就势，建造殿堂三进，题名崇正书院，曰：天地有正气，崇正传儒学。

这个正传，正是王阳明心学的正学，余姚王先生良知之说，阳明心学即是正学。

良知之说，就是把知行合一致良知，去掉了知行合一，去掉了身心之学，去掉了体悟实行，去掉了知而不行只是未知，偏重于心即理、心外无理、心外无物、意之所在即是物，只谈良知，这是对王先生的背叛。

朝中对王守仁这个人的评价是极高的，对他的学问是高度赞同的，对他的弟子们是非常瞧不起甚至是不屑一顾的，学都学歪了，连忠于自己都做不到，谈什么良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