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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百四十六章 难道,还有高手?(2 / 2)

作品:《朕真的不务正业

吕调阳也觉得现在不太适合动武,要动武还是把张居正请回来比较妥当,稳定朝局,有一个稳定的后方,军兵们才能奋勇杀敌。

至于吏部尚书万士和,在朝中风向还没明朗之前,指望他表态,那不现实,万士和主打一个见风使舵。

“戚帅以为呢?”朱翊钧询问戚继光的意见,仗是他要去打,戎事不问大将军,只靠文臣,是弄不明白的。

“臣倒是想打,但是臣也以为元辅所言有理。”戚继光斟酌再斟酌,才俯首说道,他想打,但是吕调阳的担心也不是没有道理。

“那就打吧。”万士和稍一琢磨,已经明确得到了风向的他,做出了表态,他笑着说道:“先生在西山,距离京师不过五十里路,也就半天一天的功夫,真的出什么事,就去西山搬救兵。”

“那斗战胜佛护送金蝉子取经,这遇到了事儿,不照样上天请救兵去?”

“你这话说的,张先生又不是无所不能。”马自强态度有所松动,但还是不太认同。

吕调阳听闻,眼前一亮说道:“万太宰所言有理,张先生回朝不过一天而已,前线一旦有变,这也容易应对。”

张居正不是回江陵了,是去了西山,往返不过一日而已。

朱翊钧最终点头说道:“那就暂时不封了,这还没打够,矛盾还没有充分冲突,所以还得打,那就打吧。”

张居正归政,国事都归了陛下决策,所以陛下做出了决定,打着看便是。

“王阁老,朕有一些疑惑,先生所编纂的大明会典,在刑名一卷中,说私刻印绶者斩,此律甚是严苛,但历代所行,并无宽宥之意,何故?”朱翊钧询问王崇古这个刑部尚书,关于刑名问题。

大明的死刑必须要经过皇帝的朱批才能问斩,朱翊钧就注意到了一个案子里,是私刻了印信,直接问斩,所以才开口问此刑名的立意。

私刻印绶者斩,不问所行次数,也不问得财多寡,只要是私刻印绶皆斩,任何私刻行为,都要掉脑袋,朱翊钧只是觉得这个刑名太重了些。

王崇古思前想后说道:“印信系干王制与历日符验等项,故律:凡伪造者即坐以斩,这里的印绶说的是官印,但凡是以官印坐罪问斩,便很少有无辜者,沽钦恤之名,恐酿朝廷失纲宪之大弊。”

“如此,循旧例便是。”朱翊钧认同了王崇古的意见。

他问这个刑罚是不是太重了,王崇古的回答是不重,而且还说的很明白,是私刻官印者斩,并且还说改这一条,恐怕有失纲宪的弊端,这年头所有的防伪,都是依靠手书、印绶、骑缝章来实现,私刻官印和谋反是相等的罪责。

“臣遵旨。”王崇古松了口气,陛下并不是一个沽名钓誉之人,这个改了,看似仁政,但不过小仁而已,坏的是整个社稷的公序良俗,坏的是礼法。

吕调阳又拿出来一本奏疏说道:“吏科给事中李学一上奏言驿站减编事宜,一曰:核节省之实以定站额查;二曰:议减免之实以恤民困;三曰:稽供应之实以恤站役;四曰:清徵纳之实以恤逋负。”

兵部尚书谭纶瞪大了眼睛看着吕调阳,愣愣的问道:“不是,李学一的意思是,让咱大明裁撤驿站?”

“嗯,他就这个意思。”吕调阳把李学一的奏疏递给了谭纶,这奏疏就在眼前,他就是简要的、提纲挈领的说一下这奏疏的意思,这不是他的意思。

谭纶眯着眼把奏疏看完,而后看着吕调阳就开始笑:“呵,哈,哈哈哈!”

“贱儒言论,不足为信。”谭纶给出了兵部的意见,这个李学一的言论,其实就是基于朝廷多一事则百姓多十事的基本论点进行展开,比如驿站驿卒,少一夫就少粮十石,这样地方税赋就能少三四分,这百姓不是得了实惠?

驿卒是一种劳役,同样也是一种世袭罔替的军户,大明的驿站要养马、要聚敛供应来往官吏吃喝,这李学一觉得驿站劳民伤财,不如裁撤减编部分。

这直接给谭纶整笑了。

谭纶收敛了一些笑意摇头解释道:“他觉得他是在宽恤小民,觉得让各巡抚官悉心查处,可使民沾实惠?裁撤减编驿站,以此谋生的驿卒如何安置?他觉得裁撤了部分的驿站,就可以节俭,但是真的节俭吗?这驿站就如同人身上的血管一样,他裁撤减编了驿站,是准备肢解我大明吗?”

“此人不履实务,理应去边方理事,就去云贵好了,到了那边,估计就清楚,大明为何要维持驿站了。”

“万太宰,这你的人,你以为呢?”

李学一不仅仅是万士和的学生,还是吏科给事中,谭纶从来不干涉文官的任免职务,当初王崇古带着一堆晋党,以谭纶在朝日坛咳嗽劾去,谭纶都没有反击。

实在是这个李学一的谏言太离谱了。

万士和看完了李学一的奏疏,那一脑门子的汗,气呼呼的说道:“这个李学一,我定好生管教他!”

“大司马所言有理,就让他去贵州吧,踏踏实实的吃点苦,脚踏实地的干几年,就知道厉害了,这空心的笔杆子,尤其是在这翰林院、国子监里最是常见,觉得自己待得翰林院就是天下的模样了。”

“不懂可以去学,不知可以去看,胡言乱语些什么,徒惹人耻笑。”

元辅吕调阳迟迟不肯动笔,看着月台上的皇帝,等皇帝决策。

朱翊钧和张居正十分默契,这种事张居正自己就把浮票写好了,还用朱翊钧亲自决策?

皇帝和吕调阳,这对儿君臣,就这样大眼瞪小眼的瞪了一会儿,吕调阳才抓紧落笔写好了浮票,呈送御前。

内阁的部分决策权,就是来自于这浮票,多数情况下,皇帝都会采纳辅臣的意见,直接批红允行,这就是内阁部分国事决策权。

而吕调阳做次辅是极为合格的,但是他当首辅,还是有点底气不足。

“最近六册一账出现了一些问题。”王国光见皇帝朱批结束了裁撤减编驿站的议题,说起了六册一账,六册一账的问题是大明财税和吏治的一把锋利的刀,财用要用它来稽税,而吏治用它来厘清贪腐,但是王国光开始补充六册一账的问题了。

“咱们大明的官吏真的上有政令,下有对策,考成法和六册一账,在一些个官吏手中,俨然成为了一种懒政的不二法宝,具体来说就是摊派和做表。”

“怎么摊派呢?权力不下放,责任下放。怎么做表呢?六册一账是朝廷要的,遇一事,则几十份表下放,谁签字画押,谁担责。”

“咱们的朝廷命官啊,酷爱做表和摊派。”

“今春,江西闹起了蝗灾,九江府瑞昌县的文书房一书吏,一天就做了十七份表。清丈,让书吏填表;还田,让书吏填表;核查人丁,让书吏填表;告冤,还让书吏填表;林林总总,似乎摊派和做表这两板斧,就成了万能法宝,几乎可以解决任何问题一样。”

“最后就形成了一个逻辑,就是重罚之下,必有勇夫。”

朱翊钧看着王国光,眉头紧蹙的说道:“大司徒,这是大事,好好讲讲。”

王国光面色严肃的说道:“重罚之下,必有勇夫。”

“上面来了令,就摊派下去,责任给到签字画押的人身上,自己则去花天酒地,要是把责任下放,事权是不是也该下放?却全然不是,书吏头都挠秃头了,手里没权,他办什么差?求天天不应,求地地不灵。”

“这种重罚必然导致,大明的吏员们,为了逃避重罚,只能弄虚作假、粉饰太平,欺瞒一时是一时,而且人浮于事,做表面文章,这就闹出了蝗灾来,去岁都说防治蝗虫了,但是压根就没怎么治。”

“这种重罚之下,必然导致一件事,那就是上面知道下面要弄虚作假,故意抬高尺码,而下面的人知道要上面抬高尺码,故意弄虚作假,彼此默契之下,这考成法自然就败坏了,这六册一账,被浩渺账册给淹没。”

王国光就江西巡抚潘季驯的奏疏,自己批评了自己的六册一账,也批评了考成法的一些弊端,这不是说张居正之过,王国光也不需要因为言先生之过立斩,政令是政令。

一条政令,都是在不断地推进中完善的,这才是符合矛盾说中事物发展的基本规律,量变引起质变。

“其实也好办。”万士和看着王国光如临大敌的模样,笑着说道。

“好办?!”朱翊钧看着万士和惊讶无比的说道:“万太宰,这可不是闹着玩,吏治和财税,是先生富国的核心要务,可不能胡说。”

万士和笑着说道:“陛下,其实这里面归根到底还是一个字,权,权力的权。”

“这吏员们不是不想干,而是他们需要权去做这件事,但是他们需要的这个权,在那些个朝廷命官手里攥着,这些个朝廷命官整天泡在青楼里,这吏员干不了,可不就只能弄虚作假了吗?”

“其实真的很简单,出了事,砍官的脑袋,县里出了事,砍县令的脑袋,府里出了事儿,砍知府的脑袋,这省里出了事儿,砍布政使、巡抚的脑袋,这两难自解。”

“啊?”朱翊钧看着万士和,瞪大了眼睛,所有廷臣都看向了万士和,好像、似乎、也许、真的可以这样?

万士和进一步解释道:“大司徒所虑之事,其实归根到底是个胡乱问责导致的乱象,胡乱问责,就是问责的时候,没问责到正主头上。”

“县里出了事儿,问责吏员,府里出了事儿,问责六房,这没找准主政之人,自然就是胡乱问责,迫于重罚,必然要弄虚作假了。”

“出了事,这手下吏员担责,这正主,可不就继续逛青楼了吗?”

“怎么治粮仓,就怎么治这个弄虚作假、欺上瞒下就是。”

“治下火龙烧仓,左右布政脑袋就掉了;粉饰天平,就一起摘帽子、掉脑袋就是。这得找正主,要么自己亲自盯着,要么自己逛青楼,把事权下放给办事的人。”

朱翊钧坐直了身子,不敢置信的看着万士和,右手不停地拍在左手之上,不住的点头说道:“精彩,精彩,万太宰,真的是国之干臣啊,鞭辟入里!”

万士和十分谦虚的说道:“陛下谬赞,臣也是拾人牙慧而已,臣做这个吏部太宰,大抵是做不明白,部里的事儿,都是先生在管,臣遇到了问题,就去全楚会馆请教先生,这一来二去,便学到了一些张先生的皮毛,这便拿出来献丑了。”

“握着印绶,却在青楼,拿着摊派来的任务,却巧妇难为无米之炊,这问责拿印绶的人,两难自解。”

万士和偷偷到张居正那儿补课了!

这招数说穿了,就是一把手负责制,这件事交给你这个一把手,这个一把手就是全责,出了事,朝廷不问别人,就问这个一把手的责任,这就是万士和对吏治的理解。

简单,但是真的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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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