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之相比。王甫的看法则又不相同。这位新法的掌舵人认为，“国之大政在农兵，以农事为急。不可在兵事之后”。

进而发展处一个观点，即财政是一切的基础，国朝的财政局面如果能够改变，那兵将问题自然能够有所改观。

在他看来，大瑞的主要问题，不在积弱，而是积贫，后者是因，前者是果。

王甫曾言“前代兴王知不废农事，乃能并天下”，是以他施行新法的步骤，是先着重发展社会生产力，改善经济，增加社会财富，等国家富足了，军事自然强盛。

这个过程，无疑是个漫长过程，和李坤迫切改变积弱局面的目的并不统一，只是当今之世，有志变法，又足以坐镇中枢，不惧其他重臣攻讦之人，唯有王甫。

李坤没有选择，便顺着王甫性子，一步一步变法，但毕竟要施加影响，所以在市易法等新法尚未正式施行时，就开始考虑兵制改革了，也催着王甫尽快施行，与其他新法并列。

只是皇帝的这种想法，难免要受到抵制，无论新党旧党，都知兵家不可轻动，不然就是天下大乱的局面，所以，没有多少人应和，更无人递来切实可行的方案。

若非新党新晋几人，想借兵制革新之机，将手伸进军队，李坤的这个想法根本别想拿出来，更不要说被放到殿试上，成为考题了。

皇帝看似尊贵，一言能定人生死，但归根结底，这个地位的权力，来自于治下众人，一旦满朝官僚联合起来，便是皇帝也要被架空。

皇帝接触的是官，而真正治理天下的则是官与吏。

臣对皇帝，不管当面时表现的多么恭敬，一旦涉及到利益，少不了一番争论，有的时候，也有朝臣当着皇帝的面争论之局。

这种局面下，李坤在殿试中抛出这个题目，一方面是要从朝中反对势龗力中找到一个突破口，另一方面，则是借势为之，聚集民愿民望，积蓄大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