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佑功既然回到了国民军里，再回农场去当工人――哪怕是半脱产的民兵队长他都觉得不乐意了。哪有当兵来得自在。尤其是这国民军，不用上阵打硬仗。干得都是些护卫警戒之类的活，没性命之忧。

既然要在部队混下去，蒋佑功的第一个想法就是得找靠山。他是广东官军的降兵出身，又脱离了部队好几年，没有人脉可用。因而他就把逢迎的对象放到了朱四身上。

朱四在他看来是个很合适的对象：资格够老，参加过山东的行动，澳洲人信任他，重新服役没多久就认命他当大队长；他又是官兵出身，双方背景相同，容易同声共气。

蒋佑功是个老**，混迹官军中十几年，还当上了哨官，朱四这样的大头兵如何是他的对手，被他三两下手段便被哄了下来。觉得这蒋中队长比李冬那几个不知趣的军官要强太多了。

别看朱四当上了大队长，算是“官运亨通”，实则他对自己的境遇颇为不平。总觉得自己在山东功劳很大，却没得到酬报。到了来当了这个“国民军大队长”――职位虽说不低，但是朱四觉得自己更应该在伏波军里当个正经的军官，而不是在人人都看低一眼，打杂似的国民军里服役。

李冬这些人更是与他格格不入。他有种感觉。澳洲人其实更喜欢李冬这样的军官，而不是他。这次梧州集成中队出征粤北，是李冬当了中队长。看见他们在澳洲人心目中的地位。

这种失落感使得他在蒋佑功的曲意奉承下很快就把对方视作“知己”。蒋佑功时不时的以请他“视察工作”为名把他拉到三合嘴吃喝玩乐――反正这些都是刘有望提供，他不费分文，算是借花献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