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皇汉武之所以成就霸业，也与其重视大型役畜这一战略资源不无关系。商鞅变法的主旨即为“耕”与“战”，所以役畜就显得尤其重要。当时“盗马者死，盗牛者加”的重刑，既反映了国家对官牛资源的保护，也从侧面证明了农业社会对役畜的迫切需求。

汉朝大力发展马政，才得以建立了行动迅速而灵活的骑兵部队，与匈奴骑兵的速度缩短了差距，而且也解决了粮草供应和辎重运输问题，使得汉军能够深入大漠腹地追击匈奴。

明朝饱受蒙古侵扰，因此非常重视马政，动辄即高呼“国之大事在戎，戎之大用在马”。明代尽管重视马政，但至宣德年间即自告废弛，宋、明两朝先后亡于蒙古和满族铁骑，与战马偏少而质劣不无关系。

为了使役畜的强大驱动力在战争期间发挥出来，秦朝实行“车同轨”，还“为驰道于天下”，以便能在必要时以最快的速度向各地投放武力。

牛对运输与农耕的重要性，甚至超过了马。虽然马也可以“牵犁耜，驾粪车，辟土沃田”，但在绝大多数时候，这些工作是由更温顺、更易养活的牛来完成的。

湖北云梦睡虎地秦墓出土的竹简《厩苑律》表明，秦国曾为了大量孳息和使用牛耕，对养牛户的牛进行肥瘦评比，主管养牛任务的田啬夫会因此而受到奖惩。

东汉名士应劭把耕牛保有量视为国家强弱的标准，声称“牛乃耕农之本，百姓所仰，为用最大，国家之为强弱也”。

武则天当政时期，曾大购牛羊，“以广军资”。她的大臣张廷皀将耕牛视为社会运行的枢纽，指出“君所恃在民，民所恃在食，食所资在耕，耕所资在牛，牛废则耕废，耕废则食去，食去则民亡”。

驴也是重要役畜。从宋明两朝开始，役畜结构出现重大变化，与北方游牧民族的相互征战，使得中原地区难以获得来自北方的马，加之随着早期商品经济的发展，农家更愿意选择边际效益更高的役畜。马在农业领域中的重要性，随之逐渐让位于更易饲养的牛、驴等其它牲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