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昔日郑国执政子产‘铸刑书于鼎，以为国之常法’，邓析又编订‘竹刑’，寡人听闻，晋国亦铸刑鼎，立成文法，赵上卿当年亦参与其中，不知是否？”

“……”

赵鞅颇为尴尬。

他自己知道法治的好处，只是觉得吴国的刑法过于严苛。

当年，就在魏舒执政的第二年，士鞅决定钳制魏舒，抵制其再次“胡作非为”，于是士鞅拉拢荀寅、控制赵鞅导演一出千古闻名的“铸刑鼎”大戏。

他们将所搜集的镔铁480斤熔化，熔铸成鼎，将当年范宣子时代所制定的法度立于鼎上。

这是晋国历史上第一次将国家法律明文昭于天下，具有非常深刻的影响。

相当于以法律的形式宣布至少是在晋国“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时代已成为历史，成为过去。

这件事尚未完成，已在当时引起巨大的轰动，造成世人喋喋不休的议论的同时，也遭到了列国士大夫的强烈声讨。

因为，这是对周礼的一次巨大挑战、颠覆甚至是践踏。

士鞅是实际操控者，荀寅是执行者，而赵鞅似乎只是背黑锅的傻小子！

士鞅的老辣远非那时的赵鞅所比，其政治资历更使其望尘莫及。

铸刑鼎一事在晋国影响极其深远，标志着晋国执政官权威的严重下滑，国家离心力的加剧。

当晋侯不再是一国之重心，正卿尚且可取而代之。

如今正卿的权威也必须受到士鞅法律的监视与钳制，晋国的向心力受到更为严重的削弱。

最不幸的还是赵鞅，他为士鞅背黑锅，正在为他的年轻气盛付出代价，受到如此不白之冤至今也没有被平反。

后世的附会，以当代思想将“铸刑鼎”之壮举归“功”于赵鞅，表明其进步性——打肿脸充胖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