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在明朝说“改革”，大家其实都听得懂，但一般不会这么用，通常会用“变法”来代替，但事实上，“变法”在古代社会不是一个可以随便宣之于口的词。

历史上无论高拱也好，还是后来的张居正也罢，都很排斥这个词——是不是真心排斥不好说，但至少在口中笔下，都是很排斥的。

因为“遵祖制”在任何一个王朝都是很重要的事，某种程度上来说，“遵祖制”就是彰显自己法理的依据，如果大家都不遵祖制，那么皇帝何以继承先皇基业？

所以，这其实是个非常非常原则性的问题，并不是每个人都敢像拗相公王安石一样，说出“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这么要命的话来的。

即便高务实其实非常欣赏这三句话，非常钦佩王安石这种大无畏的改革精神，但他却不敢轻易效仿——至少现在，借他一百个熊心豹子胆，他都是不敢的。

就他现在这点名望，敢跟当年的王安石相提并论？提鞋都差了十条街。更何况大明的政治环境和宋朝也大有不同，别的都先不说，起码宋朝的皇帝老子可不兴当庭杖毙大臣。

大明呢？只要皇帝不在乎颜面和身后名，说杖毙也就杖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