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此，很多人也提过意见、建议，比如陈子龙就提出恢复“五等爵”以振奋军心：

“今天下奋智亡身，趋功名，为天子去所恶，则莫若轻封爵矣……今天下之患，人轻上位而意无求进。圣王设所慕以系其心，以其事异而名重也。夫爵，权物也，滥则重之，以示有尊也；旷则轻之，以示能臻也……今莫若复子、爵为五等，而余悉去不置，明等危、汰冗杂也。”

然而有明一朝，国家大政多系朱元璋以“祖制”名义构建，僵化不可变通。在这种情况下，制度化的文臣荫子武职，由于有军功推戴、子孙世袭的性质，在一定意义上代替了文臣封爵的政治功效与政治意义，成为朝廷酬答功勋文臣的重要形式。

这种制度的关联性虽然没有开列于典制，却为时人默认共识。

如前文所述，弘治朝就有于谦之子于冕题请再荫于谦后代武职之事，其实他当时就并列援引前朝兵部尚书王骥封伯与兵部尚书马昂、白圭、程信、余子俊等荫子锦衣之事例，作为乞请理由。

类似的将荫子武职比附为“次级”封爵，或“准封爵”制度的观点，在明代中后期广泛流行，如沈德符在编撰《万历野获编》时，就把有关文臣荫子武职的《世官》条及《补荫》条纳入《勋戚》卷中。

明代公、私文案典籍中径称文臣荫子武职为“延世之赏”、“延世金吾”，也是比附公侯伯“世爵”称谓而来。

举个例子，嘉靖初年，廷议王守仁封爵事宜，群臣就曾上奏云：

“夫封爵之典，论功有六：曰开国，曰靖难，曰御胡，曰平番，曰征蛮，曰擒反；而守臣死绥，兵枢宣猷，督府剿寇，咸不与焉。盖六功者，关社稷之重轻，系四方之安危，自非茅土之封，不足报之。至于死绥、宣猷、剿寇，则皆一身一时之事，锡以锦衣之荫则可，概欲剖符，则未可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