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对者以朝贡为纽带，继续加强与明廷的政治联系，试图凭借明廷的力量坚持与努尔哈赤抗衡。从万历十七年起至万历二十三年，明确记载建州左右卫都督和都指挥进京朝贡的达四起之多。

更重要的是来自朝鲜的记载，申忠一在万历二十四年正月的书启中，在谈到建州女真的内部局势时，引用马臣的话说“凡卫三十，而投属者二十余卫”。可见截止万历二十三年末，努尔哈赤尚未完全控制建州女真本部。

这就充分说明了明廷在建州女真中的政治影响是根深蒂固的。各卫首领与明朝统治者的根本利害的一致性，决定了反兼并战争的长期性、激烈性、复杂性。这种有形和无形的力量，支配着人们的心理，左右人心的向背，就连投奔努尔哈赤的人，也不得不付出重大的代价。

史载，万历十六年雅尔古部长息拉瑚来归时就先干了一件事：“杀兄弟族长”。而同年何和理率众来归时，其前妻也“扫境而出，欲与之战”。其斗争之激烈，是利益冲突的集中表现，也反映了是非去从的根本对立。这就是努尔哈赤起兵之初，政治上处于十分孤立的原因所在，这也是女真内部拥明派的政治基础。

第三点则是由于女真各部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所以任何通过武力的兼并，必然遇到武力的反抗。十六世纪末，女真各部经济发展很不平衡，在靠近先进的辽东地区，有些部落已出现了新的生产关系，但大多数部落仍然停留在氏族公社阶段，使即先进的部落也依然顽强地保留着氏族制的残余。

什么是氏族制的残余呢？例如万历十二年，当努尔哈赤第一次欲乘机吞并董鄂部时，诸将以“兵不可轻入他人之境”相谏，这就是当时典型的女真氏族制残余思想，即现有的社会秩序不可轻易打破。

虽然由于经济的发展，在建州女真中已经出现了联合的趋势，底层民众开始有了对统一的期盼，但“统一”的思想并没有被所有人普遍接受——尤其是上层贵族，他们作为女真的统治阶级，更不会允许这种改变出现。

正因如此，才会有万历二十一年六月，叶赫、哈达、乌拉、辉发四部联军，对努尔哈赤实行的第一次军事打击出现。而在这次打击未能达成目的之后，同年九月，叶赫、哈达、乌拉、辉发又联合蒙古等九部之兵，对努尔哈赤采取先发制人的军事行动。

这些举动都说明了保持现有政治、经济生活的稳定性、合法性，仍是当时人们普遍接受的原则和为之奋斗的共同目标——最起码是掌握各部政权、军权的贵族们的共同目标。而这也正是女真内部拥明派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土壤。

战争激剧地改变了人们的政治、经济地位，“前则一任自意行止，亦且田猎资生，今则既束行止，又纳所猎，虽畏彼不言，中心岂无怨苦？”而且广大诸申(即女真)一提起沉重的徭役负担，都“颇有怨苦之状”。

这甚至导致在萨尔浒之战努尔哈赤大胜之后，局面仍是“奴中大小莫不仰望和事之成，惟以无事不战为自中大幸”。这才是女真群众及中下级首领对待战争的根本态度。

什么意思？简而言之，就是大明凭借它政治、经济、军事上的力量，在女真各部的上层分子中，影响和扶持了一批特殊势力集团，这些集团经济上政治上的特殊利益，决定了他们与明廷保持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加之各部政治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使得任何破坏现状的尝试都势必遭到传统势力的反抗和抵制。努尔哈赤既然在这种历史条件下起兵叛明，也就自然地造就了自己的反对派。于是，舒尔哈齐作为反对派的代表人物，便堂而皇之地登上了历史舞台。

高务实发现，舒尔哈齐作为反对派的代表人物，他与努尔哈赤的矛盾冲突，是经历了一个复杂的发展过程的。寻其活动的轨迹，不难发现舒尔哈齐的思想具有两重性，即是进取与保守的统一体。

当他处于被统治的地位时，他的进取思想曾驱使他“自幼随征，无处不到”，成为努尔哈赤“复祖父之仇”的同路人，并为建州女真的统一大业立下了汗马之功，被努尔哈赤誉为“达尔汉巴图鲁”英雄。

但舒尔哈齐的思想不是一成不变的。随着军事征战的胜利，舒尔哈齐的政治地位和军事实力也在不断增长。原历史上的万历十五年年六月，努尔哈赤于费阿拉称王，舒尔哈齐亦同时称船将——所谓“船将”也就是俗称的“掌舵者”。也就是说从这时开始，舒尔哈齐已经成为努尔哈赤政治军事集团的第二号人物。

万历二十三年，舒尔哈齐摩下精兵已发展到五千余名，文臣宿将多达四十余人。此时，舒尔哈齐以“有战功”而闻名于诸部，因“得众心”，身望高居于诸弟子侄之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