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开始朱翊钧很生气，的确是想着要武力平定的，但经申时行和周咏这么一说，他认识到现在的确不是动武的时候。

伐元一战已经把整个九边的力量使用了绝大部分，而南方也不安稳，宋良佐与刘綎正在准备围剿播州杨应龙，这又要动用西南大部分机动兵力。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再开一场大战，而且还是在东南财赋重地开战，即便朝廷积累了十几年，恐怕也支应不了。

至于申时行的建议，即减免暴动漕军要赔偿的那四成损失，朱翊钧现在想想其实也未尝不可。别看烧了上百艘船，其余漕船也各有损失，但漕船不是海船，体积本来就小得多，这批损失远远不足以让朝廷觉得有很大的负担。即便加上船上的贡赋，对于此时的朝廷而言也损失得起。

朝廷在京师周边是一贯有储量的，以往按例都是储备四百万石，高务实这两年另加了一百万石，所以伐元之战开战前京师储备高达五百万石。

这批储量如果是用于征战，那或许不能算绝对充足，因为征战消耗主要是消耗在运输途中，但如果只是保证京师的口粮，这笔存粮就足以称得上万全了。

北京城的居民约十三万四千户，以每户五口人计，此时期的京城总人口约六十八万人，加上生产建设兵团和宫中各种服务人员，目前京城总人口大概在八十余万。

一石约一百二十斤(石为体积，故重量其实不固定)，至少可供一人食用两个月，五百万石存粮意味着可供京师食用一年以上。而民众一般都有存粮，勋贵高官和富商之家更多，所以实际上京师储粮即便没有外部输入，也能保证两年不会缺粮。现在继续保证漕运，不过是习惯使然，有备无患罢了。

因此，不过分追究漕军责任，朝廷本身其实不会有太大的压力。不过这事儿……似乎是户部的当管，是不是应该问一下高务实的意见？

朱翊钧想着，便道：“财赋之事为户部当管，大司徒如今人在大宁，且派人去捎个信，问一问他的看法吧。至于漕军暴动……申先生既然为其求情，朕也不是好杀之人，考虑到此次倭寇出现得颇为诡异，漕军应对不佳也算情有可原。

这样吧，如果大司徒同意不追究漕军损失，赔偿追责之事朕就赦免了。另外，诸位爱卿不妨先想一想，派谁去与南京城外的漕军宣读赦免旨意。”

朝廷不可能说去和暴动漕军交涉，只能说去宣读旨意。这事实上就是去谈判，而此时漕军还在暴动之中，去宣读旨意之人还是有一定危险的，因此这活谁去干还是要商议一番。

按道理说，漕军的事情当然应该由漕运总督出面解决，但大明的漕运总督全称是“总督漕运兼提督军务巡抚凤阳等处兼管河道”，相当于身兼多职，因此他的驻地在淮安府这个方便总揽全局的要地。

从淮安到南京要走四百多里，且漕运总督在漕军暴动时期过去交涉肯定还得带兵，这显然又要多出一些不必要的花费。同时，这样做还可能让暴动的漕军感受到威胁，容易造成误判，因此按照朱翊钧的想法，既然不打算诉诸于武力，那就最好不要让舒应龙去。

皇帝当即表明了态度，申时行立刻表示赞同，王锡爵紧随其后也表示同意，并且建议宣旨之人可以是南京户部尚书陈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