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册以明朝的户口为主，鱼鳞图册以土地为纲，两册互相印证，互为补充。这两册起着一经一纬的作用，如同一张经纬编织成的一张大网，把老百姓的人口和土地全部网罗其中。

所以简单的说，黄册以户口为主，鱼鳞图册以土地为纲，两册互相印证，也互为补充。这两册起着一经一纬的作用，如同一张经纬编织成的一张大网，把大明的人口和土地全部网罗其中。

按理说既然如此，高务实或者说户部按照黄册和鱼鳞图册，就完全可以得到各省相对准确的储粮才对。毕竟，在农业科技没有什么明显跃升的时代，排除遭遇大灾之年，粮食产量基本上是比较稳定的。

与此同时，朝廷收取粮税的额度也比较稳定，那么地方上能留存的部分当然也可以推算。再加上粮食不是金银，它是有存放期限的，这也可以计算，因此总的来说，地方上的存粮在户部这边至少应该有一个虽然宽泛但大致上能够肯定的数据。

然而事实并非如此，明朝初期，这两册制度在朱元璋严格调查的基础上制定下来，也确实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只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一些地方上主管册务的官吏就开始贪污舞弊，豪强地主也隐瞒户口及土地。

比如洪武二十四年，黄册上登记的全国土地总面积为8804623顷，而到了孝宗时期的弘治十五年，黄册上的土地总面积居然就只剩下了4292310顷。全国土地(耕地)面积在短短百年间居然能缩水一半还多，荒不荒谬？这是遭遇了大范围核打击吗？

而人口的隐漏程度也和土地一样严重，洪武二十六年时，全国丁口(成年男性)已经达到6054万之多，而大明安享太平百年之后的弘治四年，黄册上登记的丁口反而减少至5328万。怎么着，难道封建时代的大明已经发达到能够产生人口陷阱的程度了？

显然不可能，经过百年的和平岁月，而且还增加了一些边远地区的黄册，总人口数不增反减，可想而知的是黄册上人口的脱漏之多。

所以在原历史上到了明朝后期，黄册干脆完全丧失了作用，几近为废纸。地方上的官吏为图省事，往往把旧本上的人口姓名和地产照抄照搬，十年复十年，有些地方编制的黄册和数十年前一模一样。

于是黄册中的百岁老人竟然大批出现。因此到了明朝末年，有人以“人多百岁之老，产竟世守之业”来讽刺黄册的荒诞无稽。

更有甚者，有的官员还事先预制黄册，到“大造”之年往上一交就算完成任务。结果到了鞑清初年，竟然发现有的地方已经预制好崇祯二十四年的黄册——明朝可是亡于崇祯十七年啊！

不过，原历史上张居正清丈田亩主要是功利性的，鱼鳞图册上增加了一些原先漏计的土地便算了事，也没和黄册挂钩。而这一世的实学派清丈田亩，到底比张居正干得稍微深入一些，除了找出一些瞒报的田地，也整理了一些过于夸张的黄册。

然而正如之前说过的，实学派清丈田亩发现问题最大的两个省，是湖广和山东，因此黄册的校正也以这两省为主。[注：湖广、山东的瞒报有很大原因是军屯瞒报，其中湖广还是大明最重要的商品粮产区，洞庭湖平原带取代了已经经济作物化的长三角平原带。]

这样一来，高务实手里能比较准确掌握的地方储粮里头也没有四川，再加上他此前清查仓储也只是清查户部仓储，还未深入涉及地方，于是他对四川的存粮照样两眼一抹黑。现在见刘綎信中这样一说，顿时心中一咯噔，暗道大事不妙。

兵马未动粮草先行，这是古代战争不可动摇的基本原则。高务实为了伐元，在京师一线提前两三年就积极存粮，但却忘了平定播州之乱也得提前存粮这么大一件事。他给刘綎着重加强了军备，却忘了给平叛大军提前存储粮草，此刻不禁万分懊悔。

不过，他出现这样的低级失误也不是完全没有原因，最主要的原因就在于湖广作为大明粮食主产区就在播州“隔壁”。

而四川本省其实也是产粮大省，之所以没成为粮税和商品粮大省有两个原因，一是蜀王家的地太多，征不到税也流不进市场；二是三峡太难走，没法轻松行船，因此运输太难，即便有粮食也很难出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