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种紧张的时刻，朝鲜内部却发生了异常巨大的政变，原高丽的统治者恭愍王被杀，辛禑王则成功取代了他的地位。对于这一变故，北元朝廷不仅没有给予惩罚，反倒是承认了他的地位。

这一方面是由于之前的恭愍王对于北元的不忠行为，但另一方面，这也是因为此时的北元已经实力大为受损，不再能够亲自插手高丽内部的政治。

因此，辛禑王虽然在表面上仍然对北元呈归附姿态，但不仅没有在实际的军事上给予他们帮助，反倒是请求明朝册封自己，承认自己的统治地位。直到北元昭宗去世之后，高丽又彻底倒向明朝，开始沿用明朝的“洪武”年号，并且请求恢复对于明朝的上贡。

为了弥补之前的错误，高丽这次可谓是诚意满满。面对来自朱元章的不信任和防范，高丽政权一口气将之前五年内失贡的所有马匹、金银财宝、布匹等等全部补齐，不可谓不是一次大出血了。也正是直到这个时候，高丽与明朝之间的关系才再度恢复正常。

但是，由于朝鲜与明朝有关于铁岭以北地区的归属存在极大的矛盾，这导致两国差点兵戎相见，之前为了建立良好关系所付出的所有努力自然也走向白费。

正是在这紧张的时刻，朝鲜内部又发生政变，李成桂成功执掌了朝鲜的朝政大权，建立了之后的李氏朝鲜，而明朝也改变了之前的强硬态度，默认了朝鲜对于铁岭以北地区的归属权。

然而，李成桂在篡权后，明朝与朝鲜的关系又一度趋于紧张。一方面，李成桂为了维护自己的地位，多次废立朝鲜的君主，这让明朝感到十分不快，就连册封都不愿意。

另一方面，当时的朝鲜将大量女真人招纳到自己手下，这在明朝看来难免有僭越和增强自身实力的嫌疑，朱元章也因此以战争的方式威胁朝鲜放弃继续执行这种政策。

直到之后，朱元章亲自立下诏书，宣布了十五个不征之国，朝鲜便赫然位列其中，为后面两个国家关系的趋于缓和与良好交往打下牢固基础的同时，也提供了前提条件。

但是正如之前章节中提到的，明朝对朝鲜的防备依旧如故，如限制火药出口，大力购入朝鲜马匹导致朝鲜马逐渐退化等等，可谓除了打仗，其他手段该用的都用了。

以上这些，张左治说，高务实听，倒也没有非常特别，毕竟高务实作为当初编纂《大明会典》的实际主笔之一，对于这些事还是很了解的。

张左治的描述细节更多的集中在这次战争之中。壬辰战争前，朝鲜已升平二百年，民不知兵，节节败退。战争爆发后，朝鲜面临八道具陷、三京沦落倭寇之手的景象。

张左治道：“下官此前在天津接待过朝鲜谢恩使，他曾对下官说起过朝鲜国内的情状：壬辰四月十三日，车驾西狩。五月三日，贼入京城，车架次于平壤。六月，贼兵至大同江，车架幸宁边，进次博川，继而平壤陷报至，车架次于义州，遣使请兵中原，又请内附。

而当时据朝廷邸报(大明方面)所言，朝鲜彼时‘八道几尽没，旦暮且渡鸭绿江，请援之使络绎于道’，这些都是有据可考的事实，至于其中内情，阁部自然比下官更清楚。”

高务实点了点头，表示默认。

于是张左治继续说了下去，说当朝鲜使者李德馨入辽东，向辽东巡抚表白心迹之时，辽抚的第一反应是心生疑惑，甚至道：“朝鲜君臣倭至即遁，一失不交，此中不可尽测。”

而当辽抚将朝鲜国王的彼时第一次“内附”之请上奏明朝兵部之时，兵部同样提出质疑：“朝鲜世祚东方，号称大国，何得一遇倭至，望风而逃？殊可骇异。”

在李德馨将回朝鲜之时，已经受命带领少数精兵前往朝鲜——名义上是援助，实际上有很大成色是看看朝鲜所说的情况究竟是否属实的祖承训，曾就此事发表看法：“国王安心留义州”。

总而言之，大明这边无论是皇帝直属的锦衣卫，还是兵部等各部衙，都不断派人前往朝鲜，探测倭情，核实朝鲜情况，以期不要被朝鲜或者倭国，亦或者两者合谋所骗。而不断地使节派遣行为，也从侧面表现出大明对朝鲜始终不信任，大明对朝鲜的绝对“抚藩字小”政策出现了危机。

另外，当时辽左也是谣言四起：“朝鲜与日本连结，诡言被兵。国王与本国勐士，避入北道，以他人为假王，托言被兵，实为日本向导”，又有说“朝鲜实与倭奴同叛，羊为假王，向导而来”。

而当时而朝鲜方面也有明眼人，柳成龙就直言明朝对朝鲜的七大怀疑：

缓于叛变，一也；请兵不早，二也；不存接唐人之哨探者，使之饥困道路，三也；既请兵而又言粮草贵，四也；唐人请我国向导之人，而时无一将一卒立于眼前，五也；自古虽危难之极，而乘舆所在之处，必有护卫之兵，今则荡然无存，自他人视之，晏然如平日，六也；国将危亡则必有投袂泣血，忘身赴急之臣，而一时气象，徐缓宽从，应对酬酢，率多后时，七也。

柳成龙这番话是公开说的，因此张左治后来也闻听入耳，他认为以上也间接表明，朝鲜廷臣认为大明对朝鲜的信任已经不如从前。大明不断的遣使行为使得朝鲜心生顾虑，朝鲜愈发认为明朝不信任自己。

再有，大明兵部这边的过于慎重也加剧了这种不信任。当时的情况下，大明兵部迅速派遣崔世臣、林世禄赴朝鲜，两人此行“以采审贼情为名，实欲驰至平壤，请与国王相会，审其真伪”。

结果此时朝鲜廷臣正忙于论争，朝鲜多数廷臣认为即使明朝出兵救援，必定是派遣性情暴躁的辽东兵，生怕辽东兵一旦进入朝鲜境内就不愿离开，届时必定荼毒朝鲜百姓云云。

于是，朝鲜派出的迎慰使柳根为了使辽东兵不会久留在朝鲜境内，竭尽全力陈诉朝鲜国土沦丧的凄惨面目。而且朝鲜王李昖并没有和这次的使臣会面，使者便回还义州。

这件事情使得大明兵部也充满疑虑，不由自主将“假王导倭入寇”的传言与朝鲜王李昖“内附”的请求相联系，最终使两国关系更加不明朗。

而后，兵部再次派遣使节，指挥使黄应旸奉命出使朝鲜，李昖在龙湾馆会见黄应旸。恰好朝鲜大臣李恒福已经将辛卯使者所带回的倭书奉与黄应旸，“应旸索倭书验之”。

黄应旸查验过后，感叹道：“朝鲜替上国收兵，而义声不彰，反被恶名，天下宁有是乎？”，回国后，黄应旸马上将情况报告给了兵部。

朝鲜方面，尹斗寿就表示：“盖致疑于我国之为倭向导，而来探其真伪者也”，直接表现出了明朝对朝鲜的怀疑。

其实作为兵部利益的守护者，时任兵部尚书周咏不断遣使入朝，实际上是为兵部决策提供依据，也是为了让高务实的计划得以施展，最终使得兵部在援朝、“内附”中占据主动权。

此时高务实与兵部已经达成共识，但是不管怎么说，不断遣使的行为一定会让朝鲜方面认为，大明中枢对于朝鲜的极不信任。

然而，对朝鲜不信任的还不只是朝廷中枢，作为辽东地区的官员，此时朝鲜“内附”事件，与该地区利益直接相关。因此前有舆论称朝鲜“假王导倭入寇”，辽东巡按史李时孽便派遣了宋国臣赴朝鲜，专为辨识国王真假。

说来也巧，万历十年时，宋国臣就曾跟随当时大明的使节王敬民出使过一次朝鲜，也面见过朝鲜王李昖，因此派他去可以分辨朝鲜王真假。

结果宋国臣所携带的咨文称：“尔国图为不轨。八道观察使何无一言之及？八道郡县何无一人倡大义？何日陷某镇，何日陷某州？某人死于节，某人附于贼？贼将几人，军几万？至于立嫡以长，无中国，夷狄通行之义，贵国长子何往，而以第二子为世子乎？……”

辽东咨文在内容上充斥着对朝鲜的诘责：为何朝鲜的军队如此不堪一击，还没有见到朝鲜关于情况的通报，国家便将灭亡？

宋国臣此次出使朝鲜的目的，一是传达辽东咨文，二是辨别国王真伪。但与前面兵部的使者一样，宋国臣出使的目的便已经表明，因传言肆虐，大明辽东地方官员也已经对朝鲜产生极大的怀疑。

于是乎，朝鲜使臣李德馨从辽东回国后，只好对李昖奏言：“朝鲜八道兵马强盛，而曾不数旬，乃至于此，疑其为假倭而云。”

李昖随即表明心中疑虑：“假倭之言，人假称为倭之云乎，抑与倭同心之谓乎？顷者祖总兵(祖承训，副总兵衔)咨文，亦有不轨之心语，以此见之，则可知其疑之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