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世有学者曾专门计算，基本结论是鞑清宗室到同治年间，每年私吞国家资产高达2508万两白银。哪怕只取一半来看，鞑清的压榨也达到大明的八倍。即便两朝之间统治时间有差，算上美洲高产农作物的效果，鞑清对百姓的狠辣其实也远超大明。

扯远了，说回来。即便高务实对上述问题已经做出了改革，大明朝的财政问题到这儿也没完全解决，因为接下来还有一个更难处理的对象，那就是文官集团了。某种程度上来说，文官集团与其背后势力或许可以称之为财政改革路上的“最终boss”。

众所周知，以文官、文人为代表的“新兴资产阶级”虽然不能完全合法的免税，但他们却可以通过偷税漏税达到事实上免税的目的，并且可以通过协助朝廷收税反过来剥削、压榨平民，或者反过来协助平民偷税漏税来坑大明的财政。

如果说宗室是大明财政的一颗毒瘤，那么如今的文官集团和它背后的利益集团甚至可能已经算得上是大明的癌症了。

太多的既得利益者，使原本承担大部分税收的平民大量破产，又使得国家财政的支出无限增长。原历史上大明的财政到了崇祯时期为何困难到无以复加？除了积重难返之外，崇祯本人的独夫作风也是其中一个重要原因。

崇祯的任性胡为使得统治阶级中的任何势力都不肯出力征税——原先皇帝的内帑有宦官打理，外廷的太仓有户部管辖，而现在宦官被皇帝限制了，外廷则被皇帝杀麻了。那么，明朝的财政收入自然要完，然后明朝本身自然也就完了。

试想一下，京师被李自成攻陷之后被拷出7000余万两银子，这笔钱哪怕能有十分之一能在之前用于朝廷财政，大明朝能那么快完蛋吗？

当时的700万两啊，别说拿去给早期还在为大明卖力的洪承畴，亦或者最终战死的孙传庭，你就哪怕拿给左良玉那种人，他都能去顶着李自成勐攻勐打好一阵了。

所以，明亡的原因虽多，但最根本、最关键死因就一条：收不上税。

不过，收不上税这个问题，其实不是大明独有的，而是人类历史和人类社会即便发展到现代也普遍存在的。

根据前文，可以说明朝财政破产，根源是在长期和平的环境下随着人口的膨胀和土地的兼并，底层平民大量破产、无力交税，同时上层的食利阶层的大量繁衍使得国家的经济和财政不堪重负。但是不止明朝，中国统治时间较长的封建皇朝几乎都经历过收不到税的窘境。

西汉末年收不到税的结果，是王莽发动了意在平均地权、解放奴隶、超发货币的王莽改制；东汉末年收不到的税的结果，是大量卖官鬻爵，把国家政权让给了替东汉朝廷消灭黄巾军的新军阀；唐末收不到的税的结果，是长安的收复要靠回讫雇佣兵，并且以允许回讫抢劫长安作为报酬，同时这时候的唐朝对各地的藩镇割据无能为力。

鞑清前期跟大明一样，是依靠合法免税的“军户”压制不能合法免税的“民户”。只不过明朝合法免税的“军户”是锦衣卫和锦衣卫背后的军功勋贵集团，以及挂靠在其名下的各地卫所军头；鞑清合法免税的“军户”则是八旗集团和汉族军阀；至于明清两朝的士绅，名义上是不能免税的“民户”。

雍正搞“士绅一体纳粮”，建立在八旗军事集团支持的前提下，这和原历史上的万历帝依靠宦官、锦衣卫向士绅征收商税、矿税本质上是一样的。宦官的背后是皇权，锦衣卫的背后是勋贵——明版“八旗”集团。

而且跟明朝的勋贵一样，鞑清的八旗后来也腐朽了，鞑清也经历了从能够收到税到收不到税的转变。哪怕雍正杀了个人头滚滚，终于搞出了“官绅一体纳粮”，可是到了乾隆时期，税又收不上来了。

乾隆逐渐败光了雍正留下的家底，嘉庆则靠抄和珅的家补贴了一部分财政收入，然而到了道光上台，财政困难到开始在龙袍上打补丁——这个举动虽然是象征性的做法，但逼得他要做这种行为艺术，本身也说明了彼时财政的困难。

不止中国，在近代一直代表所谓“先进制度”的西方国家一样发生过财政困难，而且这种困难还是西方资产阶级革命的直接原因。

西方国家当年解决财政问题的最终办法，大多并不是逼自己国家的富人多交税，而是通过对外军事侵略和殖民扩张，通过扩大剥削对象来解决自身的财政困难。

正因源头如此，所以后人才会看到一些“令人诧异”的“怪事”：等到欧洲的殖民主义体系瓦解，欧洲的军事力量也急速衰弱。

而到了高务实穿越前，随着米国经济发展的渐趋停滞，其每年的财政赤字已经占到整个发达国家财政赤字的八成，债务余额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的约100％。该国查尔斯顿大学教授范登堡甚至表示：“米国财政已经走上一条不归之路。”

与财政困难相对应的是，米国的军事力量也在收缩，开始从中东和阿富汗撤军。也就是说，还没有明朝历史长的全球第一帝国，已经像明朝那样面临财政困难、军事收缩的窘境。

此时似乎可以得出两个假设：其一，如果米国像明朝那样不能靠借债缓解财政问题，那么恐怕也已经要爆发“甲申国难”了；

其二，如果明朝可以像米国那样向全世界借钱(金融霸权的收割)，则恐怕还能活很久！

跟中国古代相比，现代中国和西方国家多了国债作为税收的补充，借以缓解财政危机。

但凡稍稍研究过财政危机的规律就会发现，财政危机是跟经济危机直接相关的：如果经济发展得不好，“中产”大量破产，则税收自然减少，而财政危机自然发生；经济发展得好，“中产”大量增加，则税收自然增加，财政收入自然充沛。

所以，现在大明的财政问题归根结底就是能交税、肯交税的人群规模持续减少，能避税、能免税的人群规模持续扩大。

故，要想解决财政问题，其实只有两个思路：要么让肯交税的人变得有钱起来，要么则让有钱的人变得肯交税起来。当然，最好是双管齐下——我全都要！

不过说是这么说，“全都要”毕竟困难重重。比如前者，归根结底就是提高全民收入，这在农业时代是异常困难的。因为生产力就摆在这儿，你不可能做到“物资产出极大丰富”，而帝制封建国家显然没有搞全面扶贫工程的社会思想基础。

因此高务实只能考虑第二种方案，即让有钱的人变得肯交税。

可是有钱人往往也有权，或者能通过花费相对较少的钱来实现权力为他服务，继而避免因为交税而损失更多的钱。这个时候高务实就必须准备两手办法了。

刚才说过，雍正能搞“士绅一体纳粮”的根本原因在于八旗军事集团的支持，同样的道理，高务实要想顺利推动类似的改革，也必须拥有大明朝廷中军事力量的支持。

是不是草蛇灰线，一些事情变得有迹可循了？是的，高务实这么多年南征北战西伐东讨为的是什么？

只是消除大明朝的边疆隐患么？只是建立个人的无匹军功么？并不是。

高务实想要获得的，是他在大明军事体系中无人可及的威望，是大明军事体系从上到下对他的极大认可，甚至是各大“军区”主要军力实际控制者们对他的个人崇拜——崇拜到但凡他高务实有所指示，他们都会下意识的奉为圭臬、立刻执行！

换句话说，高务实虽然并无改朝换代的想法，却要求自己有高平陵之变时司马懿那种一呼百应、一言九鼎般的巨大名望，让支持自己的人敢于不顾一切支持自己，反对自己的人必须谨言慎行不敢表露心声！

必须有了这样的支持，高务实才敢亮明立场，去找文官集团和它背后的利益集团要求重新分配利益，让他们不得不把自己手里的部分利益转让出来，交给国家财政，维持国家良性运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