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王庄土地来源，原本主要是皇帝的赐地。据《明实录》记载，从明太祖朱元璋起，历代皇帝基本上都进行过大规模赐地，土地少则百顷，多者数万顷。

假使赐地还算“合法”，那王田另一个来源就明显不合法了，因为这就是占夺和投献。占夺就是抢占农民土地，投献有两种形式，一是将自己的土地献给藩王，以求庇护，一是由权贵的豪奴或地方恶霸妄指民田为官田、荒地，将其进奉王府，结交藩王，获得重奖。前者毫无疑问是违法，后者则是钻法律漏洞，在这个时代而言，本质上也是违法。

例如：《陕西通志》记载，明末，秦王在西安府属有庄田8900顷以上，还占有483处，桑园3处。楚王、韩王、肃王等占有庄田均有数万顷，仅佃户就有数万人。河南的土地被周王、赵王、郑王、唐王、潞王等占据大半，农民流离失所，原历史上的朱翊钧还不断赐给自己宠爱的福王朱常洵土地，曾一次性赐地就达四万顷——本来想赐四万顷，受到朝中大臣的强烈反对而减半。

天启年间，明熹宗又赐给予惠王、瑞王、桂王湖广、陕西庄田各三万顷。但地方官实在刮不出这么多土地，熹宗竟强令摊派给四川、山西、河南共同“协济”。

经过长时间的和平发展，战乱减少，人口自然增殖，但由于生产方式的落后，封建王朝不太可能在短时间内开垦过多的荒地。如此一来，便产生了人口与土地的矛盾，也就是人口多，耕地少。遇到天灾人祸，农民们为了讨口饭吃，活下去，只得将土地转给官僚、地主，以求活命，对农民来说，耕地是越来越少。

在这种耕地严重不足的情形之下，明朝的藩王们还大肆圈占土地，将广大农民更加推向深渊，那自然是毫无疑问的“官逼民反”，致命的明末大起义最终爆发。

现在高务实要动王田，朱翊钧一方面觉得这是个扩充财政的好办法，但另一方面他又担心如果这么干了，常洵怎么办？

高务实看出了皇帝的担忧，平静地道：“所谓整肃，自然是赐田不究，其余充公。”

朱翊钧顿时长舒一口气，点头道：“那就好，那就好，否则……朕都不知道来日去到孝陵时，该如何与太祖交代。”

这话纯属扯淡，高务实一个字都不信。太祖可是将禄田收回，只给禄米的，是后来朱棣收了诸王的政治与军事权力，开启了养猪模式，作为某种赎买才搞起了赐田。然后朱棣自己又大搞皇庄，引得各地藩王上行下效，通过各种非法手段谋取王田，最终才形成如今的痼疾。

所以，朱元璋虽然在经济政策上有一大堆瞎胡闹一般的烂账，但不该归他背的锅也不能一股脑都甩到他头上。

见皇帝接受了“王田整肃”的建议，高务实又提出了另一项改革：“除此之外，还有一件事臣以为也该考虑。”

朱翊钧简直有些怕了，惊恐道：“什么，还有？”然而高务实无动于衷，只是认真地看着他。皇帝狠狠咽了口吐沫，认命似的道：“好好好，你且先说来听听。”

高务实道：“诸王经商，这可是太祖严厉禁止的。”

朱翊钧尴尬道：“你要说这个……那朕在你那儿也有一些干股。”

高务实的道德水准显然是“实力不明，因人而异”，他居然能一脸平静地道：“确实如此，但太祖没说后代皇帝不得如此啊。”

朱翊钧愕然道：“这也行？”

高务实语气肯定：“法无禁止即自由——呃，臣是说，祖训既然没有说，那就是太祖无此限制，皇上自然做得。但反过来，太祖却是明文禁止诸王经商的。”

确实，太祖朱元璋曾规定“官员之家，不能于所部内买卖”，“凡公侯内外文武官员，不得放债”等。然而藩王们还是不顾祖制，争先恐后地参与商业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