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定九年的四月，一艘空载的三桅海船将从临安以东的外港敢浦出发。

对外的说法，这艘船是要去高丽，船上的纲首把行程安排得很仔细，也提前备好了向本地市舶场提交的针谱。

因为海上识别方向，或以天星，或以指南针，所以海路叫做针路，记录和规划航线的专书叫做针谱。

按照针谱的规划，这一趟船只首先去庆元府装货，然后东至定海，再沿着黄水洋向北，在淮河入海口转入黑水洋笔直向东，待到高丽国的夹界山岛，转而向北，经五屿等群岛，到达高丽国的大港礼成江碧澜亭。

路线没有问题，装运的货物也没有问题。随船事头妥善保存着半年前就由牙行开出的货物单据和担保文书。计算时日，庆元府那边的仓库里已经准备了相应数量的香料，有占城所产的沉水香，又有极远之西南海马八尔、俱蓝两国所产的蜜香；还有少量的茶叶随船一并发运。

明摆着一切都很正常，而且公凭文书上还专门誊记，说这艘船属于一家新开的船行，唤作“上海行”。对这家船行的名头，市舶场里老资格的吏员已经听说了，据称是许多福建巨商联合在一起组织的，在北方金国也有影响力。

之所以是福建巨商出面，是因为大宋对高丽和日本的贸易，相当部分掌握在福建尤其是泉州商人之手。

一方面泉州本就是南海商贸的中心，另一方面，绍熙年间而朝廷为了便于管理与北方诸国的往来，专门下令：“凡中国之贾高丽与日本、诸蕃之至中国者，唯庆元得受而遣之。”

随即产生的局面，就是大批泉州商人蜂拥而来，以庆元府为中心开展贸易。

这并不源于福建人的商业天赋，而因为庆元府距离泉州远些，许多暗处的生意乃至灰色的身份背景很难及时查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