宦官干政、藩镇割据，是压在大唐帝国头上的两座大山，也是昭宗中兴大唐的当务之急。

先后两封奏章，为踌躇满志的昭宗皇帝送来了突破口。

一封是东川节度使顾彦朗的上疏，请求朝廷赦免王建，而把陈敬瑄调走，以安定两川；

另一封是王建的奏章，表示愿意讨伐陈敬瑄以赎罪，并请求任命自己当邛州刺史。

两封奏章的矛头均指向田令孜的哥哥陈敬瑄，正中昭宗下怀，遂决定以此为突破口，拿田令孜祭旗。

王建与陈敬瑄的恩怨还要从田令孜的“以退为进”说起。

田令孜将原属“杨派”的“忠武八都”吸收，改编为“随驾五都”，并把王建收做养子。田令孜成了王建的干爹，陈敬瑄也就成了王建的干大爷。

朱玫上蹿下跳地运作李煴篡位之前，政坛老狐狸田令孜敏锐地嗅到了危险，于是以退为进，主动退出中央，投靠了亲哥哥——西川节度使陈敬瑄，并向“杨派”摇尾示好。

杨复恭上台之后，对“田派”势力进行了清洗打压。

杨复恭的这波操作带有浓厚的报复色彩，吃香略显难看，斗争严重扩大化，不仅是“田派”嫡系遭到清洗，就连新加入“田派”的原“杨派”成员也未能幸免，“随驾五都”就是典型。

杨复恭将王建等人一律排挤出朝廷，贬到西南边陲做刺史。其中，王建为利州（今四川省广元市）刺史。

利州隶属山南西道，其节度使就是杨复恭的养子——杨守亮。杨守亮深知王建的骁勇善战，对他很是忌惮，也明白干爹的良苦用心，便想通过一次鸿门宴永除后患，于是屡次假托公事召见王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