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战乱对百姓生产和生活造成的影响，已经毋庸赘述，中原地区的自然灾害也并未减少，在刘承祐时期，黄河再一次决口，蝗灾、水灾、旱灾并没有因改朝换代而另择新欢，它们依然对中原这块儿苦难的土地不离不弃。

百姓们民不聊生，于是选择背井离乡，或是聚众为盗。群盗们打家劫舍，剽掠郡县，转战各处，比如前文提到的南唐李璟，就趁机在边境一带招降纳叛，引诱后汉控制的淮北地区变民。

刘知远为了抵御契丹，安抚归顺自己的藩镇，也不得不毁家纾难，给予将士们丰厚的赏赐，导致国库空虚，赤字严重，不得不变卖后宫财宝，连皇后的首饰都要变卖。

镇压民变，抚平财政赤字，成为后汉政权亟需解决的内政难题。后汉的领导班子于是就采取了简单粗暴的办法。

比如，后汉出台了最为严苛的法律，规定：凡是参与偷窃、抢劫的，无论数额多少，一律判处死刑。

宰相苏逢吉亲自起草该条法律，做了进一步的更正，使之成为有史以来最严酷的法律：盗贼本人及前后左右的邻居，包括“一保”之内的居民，全族处斩！

偷个东西，不仅小偷本人被杀全家，他的邻居也要杀全家。

这是借鉴参考了“保甲连坐”制度。在中国古代，关于“保”的定义略有不同。在唐末，四户为“邻”，五户为“保”。总之，只要有一个人犯法，官府的起步价是诛灭五户。

草稿拟定后，招致了一片反对声。苏逢吉这才迫不得已，恨恨地将“全族”二字抹去，邻居就不用杀全家了，但家长还是要杀的。

在这条法律的指导下，山东、河北等匪患最严重的地区，发生两起骇人听闻的案件：

“平阴县屠村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