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受穷，就烧红”，红色是一种非常难以把握的色调，大明朝以火德降世，举国家之力烧造红釉，结果到了宣德年间依旧失传，《大明会典》中记载：“嘉靖二十六年，江西布政司奏：鲜红器重悬赏格，烧造未成，唯可烧矾红色。”

这里提到的“鲜红器”，指的就是明代着名瓷器“釉里红”，“釉里红”在宣德年间已经可以配合青花或独自成采，颜色也从发黑发灰的猪肝色和发黄浅澹的“烧飞走白”，变成了真正的“宝石红”。

这个工艺后来有明一整代都未能恢复，直到清三代才获得突破。

而矾红器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都作为红釉当中的重器，非常受重视。

督陶官郎廷极带来了传统红釉的突破，到后来烧造那批红釉的窑口被称作“郞窑”。诸多红釉器如“胭脂水”，“珊瑚红”，“祭红”，“豇豆红”，“抹红”纷纷出现，其中最尊贵的“宝石红”，被大家称作“郎红”。

与之相对应的，就是矾红的重要性一天不如一天。

然而这种情形在清末却又得到了一次小小的改变，光绪年间，矾红瓷器在民窑当中再次获得了突破，很多窑口能够用较低的成本，以铜釉为材料，烧造出颜色接近“鲜艳”的矾红瓷器，品质虽然不如宣德“宝石红”，却也比之前“珊瑚红”的宫墙色要更加偏近红色一些。

配上白瓷的底子，就显得非常的喜庆了。

这对帽筒器口就是同末光初那个年代的经典代表，器物口沿还描了金，金口下方是一圈如意晕头，之后是折枝花叶纹，蝙蝠纹，福字纹，寿字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