骆闻舟叹了口气:“我看张少爷这行程安排得实在紧锣密鼓，应该忙得没空杀人。”

“如果他没有双胞胎，那张东来的嫌疑确实可以洗清了，咱们是不是得放人了？”

骆闻舟不置可否，只问：“你还查到了什么？”

“还有一份通讯记录，”陶然说，“我跟你说，这件事很奇怪——死者在承光公馆外围等人的时候不是打了一通电话吗？我从他室友那拿到了他的号码，去查了一下他的通讯记录。二十号晚上，何忠义曾经几次与一个没有登记过的号码通过话。”

“唔？”骆闻舟一挑眉，“奇怪在哪？我们之前不就推断死者和凶手应该认识吗？”

陶然说：“奇怪的不是这几通电话――那天晚上九点五十左右，何忠义的手机上收到了一条短信，来自另一个难以追溯的黑号，内容是‘结账地点改在金三角空地，五月二十日’——你说这是什么意思？结账？结什么账？跟谁结？‘金三角’空地又是什么？我总觉得这个名字有点……”

骆闻舟突然开口打断他：“先不管这个，文昌路那边是老城区的核心地段，人很多，九点多也不算晚，你带几个兄弟在附近转着问问，看是不是能有见过他的。”

陶然一愣，还没来得及说什么，骆闻舟那边已经急急忙忙地挂了电话。他忍不住对着自己的手机皱了眉——之前，陶然以为王洪亮只是一只单纯的幺蛾子，就想推诿责任和尸位素餐，因此要防着他干出出圈乱纪的事阻挠调查，最好能找个由头把他捅下来。

而直到这时，陶然才隐约意识到，这件案子里恐怕并不只有政治。

市局刑侦大队行动非常利索，不到一个小时之后，刑警们全部就位，兵分四路，开始拿着死者何忠义清晰近照到处打听。

这种工作通常是刑警们的日常活动之一，不得不做，极其漫长无聊，痛苦程度大约和在路边发传单不相上下，他们得把一样的话跟无数人解释无数遍，能不能排查出蛛丝马迹，却还是都得拼运气。

因为人眼不是监控摄像，不可能把每一个经过的人都留存。

而这个城市太大了，所有人都在早出晚归的洪流中周而复始——邻里之间大多只是点头之交，公共交通工具上只有一大片低着的头，人们透过巴掌大的屏幕，可以能围观大洋彼岸的闹剧，窥探南北极上的奇闻，参与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内所有大小热门事件的讨论，每时每秒都忙碌非凡，当然无暇记住一个衣着不合时宜的小小打工仔。

因为他实在太普通、太无趣了，并不值得一顾，也并不值得被短暂地存在谁的记忆里。

不论死生。

这一次，警方的运气用尽了，陶然他们头顶太阳，一直把太阳叽里咕噜地顶下了山，依然一无所获。

“副队，我们那边都说没见过。”

“陶副，我们走访的是西边那条路，把沿街店铺里的监控挨个调出来看的，你猜怎么着——没有。”

“有个老头说他可能见过，我问他往哪去了，结果他给我指了一处建筑工地。”

至此，何忠义下车以后去了哪，又在哪里遇害，线索又续不上了。

这个不到二十岁的少年人，来到偌大的燕城不到一年，在监控的默片中绕着城市中心走了大半圈，继而失去踪迹，死在某个不为人知的角落。

而人死了，尸体竟还不肯歇息，竟又离奇地乾坤大挪移，千里迢迢地回到花市西区――从哪来，回哪去，不影响繁华地段的市容建设。

陶然也无计可施，只好把一帮被烈日烤出油来的刑警们就地解散，简短地向骆闻舟汇报了失败的工作进度。

“我这边估计没什么进展了，”陶然说，“我看还是得重新回去做受害人分析……你这是在外面吗？”

骆闻舟好像正在什么人的车上，因为电话里传来车载收音机的路况播报，主播正在用“穷举法”描述“全市每一个地方不堵”的晚高峰。

骆闻舟含混地应了一声，顿了顿，把车载收音机关上了：“或者也可以想办法走张东来这条线。”

“张东来？”陶然说了一天的话，嗓子眼冒烟，脑子也有点发懵，直眉楞眼地问了一句，“他的嫌疑不是已经基本洗清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