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种情况下，复仇之说就陷入了尴尬的境地。

作为一个理论，适用性越广，越简单，就越容易进行宣传。而如果加了一大堆“例外”乃至“例外的例外”，就肯定会影响说服力。

遇到确实没法明说的话题，可以“马肝之论”掩饰过去。但什么都马肝，显然也不是个办法。

说到底，大儒们就是不敢和希腊人那样，直接说“对亲母也应该同态复仇”。所以只能遮遮掩掩，造成这么个漏洞。

郭康觉得，这就是之前所说的，多个“纲常”的副作用了。

那些希腊学者说的其实没错。和只有一个“父权”的希腊罗马文化不同，塞里斯那边，有复数个基本规则同时存在。好处是，那边的社会构造可以更复杂，更完善。坏处是，需要顾忌的地方也太多，而且难免打架。

不说其他各家的叙述，就是儒家的基础典籍内部，都在互相矛盾。儒生们整天吹嘘，说天朝是纲常有序的礼义社会，但周礼搞了小三千年，都没解决母亲这个角色代表的权力。